有时他也难免因而产生苦恼。那不是一种纯粹的苦恼，是一种搀杂了被重视甚而被宠爱的良好感觉的苦恼。但负责培养他的人们开导他——所谓社会学嘛，在马克思主义那儿，其实就是对社会进行调查研究。任何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此方面的经验都比他多得多。莫如暂且让更有经验的人去做，肯定会比他做得好。他目前的作用，就是以他那种独特的、真诚无比的发言方式，通过开会教育别人，影响别人，提高别人的政治觉悟，鼓动起别人的种种政治参与热忱。至于他的社会学，来日方长啊!
于是他那种原本并不纯粹的苦恼烟消云散了。
渐渐地，他似乎成了一位明星。一位以擅长于发言，著称于本校也著称于许多别的大学的发言明星。
渐渐地，他的发言中有了明显的做作和——表演。
他有使命感。他认为他的每次发言都是一次使命的完成。因而是意义重大的。因而需要完成得好。因而，加入了表演的成分也无可厚非。
他不再研读社会学了。他的兴趣转移到了一切关于演讲方面的书里去。中外名人的演讲集是他的枕旁读物。马雅可夫斯基成了他最喜爱的诗人。他能将诗人那种鼓点式的、气概压人的、掷地有声琅琅上口的诗句，与他的每一次发言结合得天衣无缝，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培养他的人们对他的发言——不，演讲风格的变化，分明是认可的。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指出过他那样有何不妥。恰恰相反，他们以勉励的口吻夸奖他，说他的演讲越来越富有感染力了。是的，他的发言，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个人的发言了，而是一次次地道的演讲了。时代那么需要他的演讲。他感受到了这一点。他渐渐地对他的时代角色胜任愉快。而且，乐此不疲；而且，备觉荣耀。
他一年到头所参加的会议之多，连当年以开会为己任的干部们都望尘莫及了。
某一次会议，尤其是与青年们的政治思想工作相关的会议，倘居然没有将他邀请到，简直就是会议组织者们的天大遗憾了。
他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报上。他在什么会上的言论、那些预先字斟句酌过的言论，竟开始被积极要求政治进步的别的青年们所传抄并在自己的发言中引用了，像引用名人的名言一样。
连那些曾经“度”他的人们，也开始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由一次与众不同的发言而受重视，进而由无数次“柳氏风格”的发言而成红人，而成名人，而前程似锦了。
于是他们也只有以名人看待他。起码表面奉以敬意。曾“度”他的人们对他的态度的转变，特别符合这么一种普遍的规律——当一个人默默无闻之时，别人忽视他；当一个人开始显示他的与众不同并由此似乎交了好运时，别人暗憎他。哪怕他捧出的是真诚，在别人看来也是虚伪的表演；而当一个人真的被红烟紫气烘托着成了个什么人物，哪怕他明明是在表演了，别人却反而收敛了反感，对他以礼相待了。
两年后，柳获得大学毕业证书的同时，被格外器重地留校了，并被委任为大学宣传部的副部长。对于一位二十几岁刚刚大学毕业的青年，那在当时已是足令同代人仰视之职了。
“当年我简直受宠若惊啊。我做梦也没敢往仕途上走呀!”
逝世前的柳老师，每与我谈起当年事，那表情，那语调，仍如南柯一梦初醒，仿佛懵懂不知世上今昔何年，感慨万千。然他毕竟是一个有着可爱的率真心性的人，故总是附带着颇不留情地解剖自己，承认自己当年确乎地飘飘然过……
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标准衡量，公正地讲，柳是当年大学里很称职的一位宣传干部。倘再从统战的角度来评价，那么他又实在可以说是一个身在党外，比身在党内还讲党性原则，对党还要忠诚的人。党统战了他，他开始替党统战别人；党替他设计他的人生，他开始替别人设计别人之人生。党对他的统战和设计动机及愿望是良好的。他为党统战别人，替别人设计别人之人生的动机及愿望，也是良好的。党使他渐渐明白并乐于接受这样一种理念——只要我努力做党的工具，党将负责安排和料理我的一生。将比我自己对自己之人生的安排和料理还可靠，还周到，还少曲折还天天向上。而他也非常艺术性地使别人渐渐明白并乐于接受这样一种理念……
他风华正茂。他朝气蓬勃。他具有火一样的工作热情，鼓风机一样的煽动力，以及一言一行影响一大片的权威。
我曾见过他当年所获的奖状和表彰证书。比我至今所获的文学创作奖少不到哪儿去。
我问他为什么保存着?
他想了想，竟这么回答我：“人总得为自己保存点儿什么。当年我除了这些东西，再就没有任何值得保存的东西了。”
他的话使我怔异。
而他自己若有所思，亦怅然若失。
我问他怎么保存下来的?
他说摊开了，一份份塞在褥套里。为了不至重叠，每一份都细心地用胶布固定着位置。为了使自己的褥子和别人的褥子看去一样，不显得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