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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不知对她说什么好。
我瞧着她哭，一时竟无话可说。
母亲真是把这一位“表妹”和那一位“表弟”当成了什么至亲家的孩子。也许这母亲般的关心也是上了年纪的女性们的本能的自我价值的证明吧?“表妹”的伤感情绪，竟搅得她没心思看电影，门一响，我知道她回来了。“表妹”的哭声，不但引得母亲脚步急促地出现在我面前，而且动了气。
“让你劝个人，你都不会!你光会听着别人哭吗?我走时，她都情绪好了。怎么这会儿工夫，反倒哭得泪人儿似的了?你出去吧!索瑶，索瑶，别哭了!赶明儿他再来，大娘替你数落他……”
母亲洗了条湿手巾，替她擦脸。
我说：“妈，还是你先出去吧。你也不了解情况，乱干预个什么劲啊!”
我不管母亲生气不生气，将母亲“请”了出去。
我重新坐下，说：“你接着讲。”
索瑶说：“我打了他一耳光……我觉得，好像不是我在他头顶上高高坐过。而是他在我头顶上高高坐过。总之，我感到从没被那么严重地侮辱过。恨不得纵身一跳，跳到山谷里摔死自己!我怎么会想到那会是他?如果我知道那是他，我会心安理得地高高坐在他头顶吗?可他分明知道他背的是谁。却还照背!这不可能只为了挣我的钱。我想，当我高高坐在他头顶的时候，他心里其实是快感的。这样的事完全可以避免。而他故意使之成为一种现实。用他存心制造的这一种现实，将我摆在丑陋倍出的位置上，使我自己审判自己。他站了起来，仍那么素不相识地望着我，仍用那么一种冷冷的语调说：‘小姐，如果我使你不满意，你可以不给我钱，但是你无权打我。’我干瞪着他，气得浑身发抖，眼泪刷地淌下来了，却说不出话。姐的背夫跑了过来，对我吼：‘你凭什么打人?有理讲理，打人不行!你不道歉，老子也扇你!’样子变得特别凶。姐姐也跑过来了，也对我嚷：‘索瑶你干什么?无缘无故的，你为什么要打人家?你说话呀!’我对姐姐说：‘我恨你!’姐姐就扇了我一耳光。这时前前后后的游人，聚拢在我们周围了。另一个背夫，向人们哇啦哇啦地叫喊：‘我们是按劳取酬的人，不是奴才!自从这黄山开放以来，还没见过敢扇我们嘴巴子的呢!何况没做错任何事，没摔了她，更没对她耍流氓!……’一时公理都站在那背夫一边。我没法解释。也向人们解释不清。我能怎么对人们说呢?能说：‘他是我同学，所以他背我，我就该扇他’吗?
“‘还戴着校徽，是大学生呢!’
“‘长得倒文文静静的，怎么这么野蛮!’
“‘不能轻易放她走，记下她是哪所大学的，一定要向她学校反映这件事!让她记住应该尊重劳动人民!’
“‘罚她款!重重地罚她!把她身上所有的钱都罚了!’
“人们都对我表示出极大的义愤。我想，大学生坐在背夫头顶的情形，肯定的，早已在某些游人心底引起强烈的反感了。只不过没有时机释放。他也没想到事情会弄成这样。也和我似的，不知所措。还有人向我举起照相机准备拍照。姐姐一把用手捂住了我的脸。姐姐掏出钱包，往他手中一塞，扯着我便走。人们却仍不肯罢休，吵吵嚷嚷的，挡住我们的去路。他终于开口了，他说：‘她们是我的姐姐和妹妹，这是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的事，你们别乱起哄!’他说完，扛起他的竹椅，径自下山去了。人们都发愣，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我和姐姐，也趁机赶快溜了……我和姐姐，第二天就返回北京了。在火车上，姐姐显得比我更心事沉重，不断地向我问他。姐姐担心他回到学校，会将这件事在同学间张扬开，对我形成精神压力。我说那他倒不至于。姐姐问我为什么对他有这样的信任?我就将我和他认识的过程交待了一番。姐姐听后才放心了些。嘱咐我：‘你回学校一定要尽快地，主动地接触他一次。大学不是君子国，不能掉以轻心。要把话和他摊开了，挑明了。得警告他，你的态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说，我如果自己没这个勇气，她亲自到我们学校去一次，替我和他进行一次谈判。我坚决地反对姐姐的建议。回到学校后，我也没听姐姐的话，主动去找他。但我总觉得，心中笼罩着一片阴影。开学前几天，同宿舍的一个女生风风火火地从外面一进入宿舍就大声说：‘索瑶，你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哪!校园里沸沸扬扬地都快开锅了，你不知道哇?’我问发生什么事?她说：‘新闻系的同学放大了一张照片，放得老大老大。能有桌面儿这么大!照片上，是咱们校的一个女同学，坐在一名黄山背夫的头顶上。不，你别误会，是背夫背负的竹椅上。她在上边笑。背夫在下边笑。都笑得咧嘴露牙的!照片旁贴着几页大白纸，钢笔字、毛笔字、彩色笔字，在上面写什么话的都有。新闻系的同学可来劲啦，据说还要组织召开辩论会呢!’我几乎停止了呼吸。我看的书从我手中掉在了地上。我忐忑不安地问：‘能认出那个女同学是谁吗?’她说：‘放成那么大的照片，能认不出来吗?’我全身都紧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