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表弟”到我家来，于她自己而言实在是时间方面的牺牲。于“表弟”而言实在是一种奉献。于我而言，是一面镜子。因我一直对“表弟”所知甚少。他似乎也不希望我对他了解太详。有几次我试图和他聊他自己，他言语含糊地回答我。从此我不再深问。当一个从前不相干的人，事实上已经闯入你的生活里，你不总是想对他了解得更多更全面些吗?这与信赖不信赖无关。当然也不是好奇心，而仅仅是某种习惯性的心理倾向。“表弟”到我家来了几次之后，已经不仅仅是我的“表弟”，而且是母亲的“干儿子”了。母亲不乏“干儿子”和“干女儿”。有我的中小学同学、知青战友，也有弟弟妹妹们的中小学同学、知青战友和同事。他们或她们极乐于确定这种传统的民间关系。母亲也乐于。到目前为止，这种关系大抵都在良好地继续着。我现在仍不太清楚“表弟”是怎么成了母亲的“干儿子”的。我想母亲一向是很自尊的，不至于“毛遂自荐”。而“表弟”又是个内向的矜持有余的青年，尽管他每来一次，对母亲的亲近就增加十分，但却也使我难以想像他会主动说“大娘，以后我当你是干妈吧”这种话……
我只有从“表妹”这面镜子中，偶尔窥见“表弟”出于其间的某种模模糊糊的背景——一个很穷的地方，一个很穷的村子，在很深远的大山里。他是近百年来全村惟一产生的一个大学生。也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全村惟一能有幸出现在北京的人。“表妹”这么告诉我的。
有一次母亲问起了他家乡的情况。母亲乐于向别人谈自己的家乡。一谈就没完没了。其实她不过是在缅怀自己的童年往事。因为她自从当了母亲之后就没回过家乡。家乡也没有任何亲戚了。毫无疑问的，我认为母亲她早已是一个彻底被家乡遗忘的女人了。可是母亲却似乎相信，肯定的，在家乡始终流传着关于她的种种琐碎的然而却是永恒的故事。她的想像中，关于自己，在家乡已经具有传说的色彩了。家乡的人们怎么会忘掉当年那个敢于像男孩子一样爬到高高的树上去掏鸟蛋的小姑娘呢?她死也不信。“你不知道。你不懂。生在一个村子里的人，和生在一座城市里的人，那是不一样的。一个村子，那是最能记住人的地方。你活着的时候是哪一个村子的人，你死后仍是哪一个村子的鬼。你自己不愿回去，阎王爷也要把你打发回去。你几十年不回去，村里人几十年间念叨你。你一辈子没回去，村里人几辈子念叨着你!”母亲经常对我这么说。母亲也乐于听别人谈别人的家乡。听的时候，极其专注，极其虔诚。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母亲像某些爱听别人讲关于鬼神的故事的孩子。
“冰啊，你上大学三年来，一次也没探过家?”
母亲是这么开始问“表弟”的。
他说没有。
“第一次离开家乡这么长时间，就不想?”
他说有时候也想，更多的时候不想。
“你们那村子有多少户人家啊?”
“十四户。”
“那是个小村子呀!村子越小，越让人装在心里，是不?”
他说是的。
“若生在一座大城市，几百万一千来万人，都当它是家乡，也就不值得你独自很想着它了，是不?”
他说是的。
“咱娘俩，越聊，越能聊到一块去!”
“妈。你聊点儿别的吧!”
我试图把话岔开。
“你一边去!”母亲生我的气了，“你不过只写了几篇小说，还没当什么大官呢，就不爱听人聊家常嗑儿了?不比活人，咱们比死人，曹操你比得过吗?连戏里的曹操，还说过‘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的话呢!”
我当然也是家乡观念极强的人。但我不愿母亲和“表弟”聊他不愿与人聊的话题。有一次我顺便问他，他却反问我：“我可不可以不回答?”从此我知道了关于家乡是他忌讳的话题。
不料那一天他却说：“我和大娘聊什么，都挺投机的。”
尽管他已经是被母亲承认的“干儿子”，但仍称呼母亲“大娘”。倒是索瑶，立竿见影地废止了“大娘”的称呼，而一口一声地叫母亲“干妈”了。
“大娘，你说人心里，是能长久地装住大事呢?还是能长久地装住小事呢?”
他低声问母亲。他和母亲说话时，似乎只有母亲一个存在。即或我和索瑶一旁相陪，他也并不关照到我们的。
母亲想了想，说：“当然是小事NB023!人心从来，只能长久地装住小事。谁都记不住他每次洗脸用多少水，但谁都忘不了他最渴的时候，在什么情况之下吮过的几口水，你说呢?”
“我说也是。我们村里人少，关系处得都挺好。可使我做梦都梦见过的，是一只老母羊……”
母亲一愣。
我也一愣。不满地瞪了母亲一眼。
他却娓娓地讲起来。他说在他之前有人离开过他那个村子。不过是新中国以前的事。但却没有一个离开的人重新回到那个地方那个村子。他们有的为革命而死了，有的继续革命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