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由好请的我而鼓励他们的自信，是否也算对国家的未来尽了些义务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
这么一想，也就泰然自安了。
有一天我在家里病着，来了位不速之客。又是位素昧平生的大学生。
“什么事?说吧!”
待他落座之后，我明知故问。
“梁老师，你身体不太好?”
我说是的我病了。
“什么病?”
我说老病没愈，又添了新病。自己也闹不清，使我停了写作，不得不躺倒下来的，究竟是老病，还是新病，自己也搞不大清。
他便嗫嗫嚅嚅的，有话欲说不说的样子。
他不开口。我也不开口。他坐着。我卧着。他看电视，而电视没开。我看他，而他似乎不觉得我在看他。他是个身材瘦小的青年。面容倒还清秀。一件西服是新的。裤子却显得有些脏。起码半个月没洗了。一双旧皮鞋已经穿走了形。却分明的，来之前打过鞋油，尘土积了一鞋面儿。西服内是一件很薄的毛衣。领口袖口都已开线了。裤子肯定短。因为他往那儿一坐，线裤露出了一大截。袜子，在脚腕处破了。刚入冬，第一股寒流却扑入城市了。还没来暖气，几盆花在室内都冻蔫了。外面刮着五六级大风。我铺着电褥子盖着床小被。我看出他身上冷。心里也冷。想对他热情些，又惟恐一旦主动撤了防线，重蹈覆辙，带着病再次被弄到大学去，老调重弹，又胡扯一通“文学和人生”，便打定主意，此番矜持到底。如果他不开口讲出登门拜访之目的，不必问；倘若他见我病着，仍开口讲了，那么证明他是个不懂事理的大学生，应坚决地回答一次“不”!
“梁老师，我……走吧?”
他站了起来。
不说“我走了”，却用征求的口吻说“我走吧?”仿佛要走，也须获得我的允许似的。
其实我盼着他走。但不是盼着他这么说。我认为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这么说的。
“不再坐会了吗?”
我也是征求的口吻。
打从什么时候起，我变得虚伪了呢?
“你病着，我不多打扰了。”
“其实，你多坐一会儿没什么关系的。我病得不那么重……”
我嘴上这样说，心里却还是盼着他走。
“不。不多坐了。回去晚了，就错过学校开午饭的时间了……”
他的话说得相当认真。
“是吗?”我故意看了一眼挂钟，进一步虚伪之至地施予着我的歉意，“家里也没什么现成的饭菜，要不，其实我是愿意留你再多坐会儿的……”
“谢谢……”
他说，便往外走。
“我送送你……”
我说，并没立刻下床。只不过象征性地在床上欠了欠身而已。
听着门轻轻地关上了，我又谴责起自己来。
外面的风声似乎更响了。
如果我留他吃饭，于我并不费什么事儿。我也还没病到卧床不起的程度。于他，哪怕是喝一碗热粥，吃半个馒头，将是多么愉快的事儿呢?为什么我竟不肯给这个青年一点儿愉快呢?是的，我不认识他，素昧平生。可是这即使能够成为我不愿接待他的理由，也不能成为我虚伪地应付他的根据啊!人，人啊，中国人啊，在我们熟悉和熟悉我们的人之间，我们经常地用虚伪腌制我们的性格不算，对于我们完全不必有任何顾忌以真实的态度证明坦率在生活之中是可行的机会，我们竟也要习惯地把它变成发了馊的“疙瘩汤”一样彼此难耐的时刻。我们宁肯奉陪某些我们十分反感甚至厌恶的人东拉西扯，却对一个也许还没被生活中的虚伪毒素所污染的青年吝啬话语到了如掷千金的地步。我们往往本能地以虚伪亵渎别人的虔诚，却不愿以坦率痛痛快快地回答一个“不”字。难道我们已虚伪成性?难道我们已不会坦率了吗?否则，为什么我们在根本用不着虚伪的情况之下，竟也自以为成功地虚伪起来了呢?……
这一种自我谴责，直至儿子放学回家后才告一段落。
热了饭，打发儿子吃罢去上学，独自拿起本书，竟看不下去，又想那青年登门拜访的事。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似的翻来覆去地想，倒并非因为自己多么具有“自我批评”的美德。而是因为一时不能从尴尬中解脱出来。是的，那是一种不可言状的尴尬。那青年坐在沙发上时，我不过只替他感到尴尬。并且觉得他的冒昧的结果，我是不必负什么责任的。他走了，才觉得并不尽然。才觉得当时自己也是处在尴尬之中的。才觉得那一种尴尬倒统统地留给了自己。细细咀嚼，越发的品出馊味儿。好比自己为了蒙骗别人，将一只苍蝇夹入口中吃了。开始反悔。开始反胃。开始恶心。
这一种古怪的自己对自己过分敏感的心理，使我又想起了另一件事。前几天我的中学同学来到了北京，电话里我们约好，第二天我去看他。他住在苏州胡同的机械部招待所。也就是火车站对面邮局旁边的一条胡同。可第二天我去时，却记成了“金鱼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