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着。
让野猫叼走了，还是让耗子给吃了？他把里屋的木箱子翻了个底儿朝上，书倒不少，没一本儿是字典。
书页全都发黄．好像让水泡过又晒干了，他看不懂也不想看，只想翻翻，扉页上的签名，每一本都是同祥的字：李若山。墨水的颜色已经发灰，笔画连得很帅，全是父亲的书。父亲是国立土木工程大学的毕业生，解放前干什么不知道，解放后-直在西郊面粉厂当会计师。会计师给人的印象很模糊，很少听人说起他，连母亲都很少讲他，只偶尔提到那人爱喝酒。父亲是得胰腺癌死的。他忘了他的长相，只记得眼珠子很大，脸很长，一言不发地坐在医院的病床上，那是一九六五年父亲留给他的最后形象，也是他能想起来的父亲的唯一真切形象。当时他嘬着一根冰棍在病房里来回溜达，把冰棍纸扔进了一个脏乎乎的痰盂。他对这个肮脏的痰盂的记忆比对父亲病容的记忆要清楚得多。痰盂里那块血把六岁的他吓了一跳，现在想起来仍旧不舒服，好像把脏东西含嘴里了。
他不知道西郊面粉厂在什么地方。但西郊面粉厂每月十二块一直把他供养到十八岁。过了人生那道关卡，他和面粉厂和父亲的关系就彻底了结，他和母亲也就成了纯粹的孤儿寡母。活得不太痛快，但他们自己养活自己，他们跟谁也没关系。到面粉厂当装卸工也许是个办法。那儿的人认识他是谁么？他们还记得那个爱喝酒的叫李若山的老会计么？没人认识他。他是老会计捡来的野种。
李慧泉把书填进了木箱子，无意中发现了自己小时候的作业簿。母亲用针线把它们装订成几大册，包了牛皮纸的封皮，书似的，数不清的五分，他做过一阵子好学生，他忘了，母亲没忘，母亲指望他永远是个好学生。他读了一篇作文，许多字不认识。他不相信这文章竟是他写的。文章叙述了他加入红小兵的喜悦和他的理想。quot;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quot;，这流畅到底quot;，这流畅而宏大的誓言让他对自己的童年肃然起敬。他蹲在木箱子散发的潮味儿里欣赏自己的作文，直至天黑。陌生的岁月今人神往，但是即便人能够重新活一回，他也没有折向那个年代的足够的勇气。再走一遍，他也还是现在这个样子。许多同学出息了，一个个人模狗样的，但是他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他命里注定在二十五岁的时候哀叹往昔担忧未来，为找不到工作和自己的种种不幸而发愁。他根本就没必要离开电缆沟；他应该撇开人世的烦恼永远地睡在那儿。
作文读不顺畅，但他没想找字典，把写信的事也忘了。晚饭除了一袋方便面，还用小铝锅煮了几个鸡蛋。吃完他就上街了，没骑车，沿着黑漆漆的胡同往有亮儿的地方走。远处总有灯光，他就不停地往前走。有吱啦吱啦的炒菜声。有录音机的音乐，有电视播音员的朗读，还有男人女人或孩子的说笑，一排一排的小平房里传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声音都很温和，好像生怕惊扰了他，生怕惹他伤心似的。
他想解手。厕所里有灯，但是没有人。尿池子上方的墙壁上画有两条畸形的大腿。根部夹着一个画得很粗糙的女性生殖器。它像个有生命的东西扮着鬼脸嘲弄他、他感到恶心。生活杂乱无章，一定是哪儿出了问题。他觉得一切都没有意思。他不知道自己该上哪儿去。
街上行人比白天还多，都在匆勿地赶路，人们不认识他，人们彼此之间也不认识。他没有发觉有谁在跟谁说话。电车站的车牌周围竖着一些孤零零的入影，彼此互不相干，可车一进站，他们就亲热地或仇恨地拥成了黑糊糊的一堆，没有谁照顾谁、也没有一点儿客气。生活就是这副模样。他永远挤不上车，乘车远去的人吵着叫着笑着。没有人在意他一个人给抛了下来。他也许永远赶不上趟儿了，李慧泉走过了灯火辉煌的小饭馆和小酒铺，走过了黑灯瞎火的中药店和报刊亭，他犹豫了片刻，朝马路对面的食品店走过去。他买了一个小笼屉似的奶油蛋糕，想了想，又买了一篮苹果。小篮子是用白柳条编的，衬了红纸和绿纸。苹果有点儿皱，颜色也不太鲜艳。分量还行，沉甸甸的像那么回事。
走到朝阳门立交桥东边一点儿，他拐进了路南的金鸡胡同。数够六根电线杆子，他看见了那个挂着红窗帘的临街的房子。墙根蹲着一个老太太，正就着路灯的光线在摊煤饼。是方叉子的母亲。他拎着东西慢慢凑过去。
quot;方大妈……quot;老人直起腰来，上下打量他。
quot;我是慧泉。我出来了……quot;
quot;我谁呢……小五！把门开开。quot;
慧泉进屋坐下，方叉子的弟弟给他倒了一碗水。里屋有几个人在看电视，谁也没出来。老太太洗了手，半天不想说话。慧泉觉得挺别扭。但出去已经不可能了，人家不欢迎他，想晒他，这情形他可一点儿也没料到。他不停地摆弄蛋糕盒子和水果篮子，显得十分愚蠢，好像生怕人家看不到它们。
quot;我来……我来看看您，大爷身体好么？quot;他猜想方叉子的父亲一定在屋里看电视，可问过之后谁也没搭理他。小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