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男不跟女斗，我现在打了她，朋天沈庭方和叙德再来打我，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老朱想我姑且听听那个泼妇怎么说吧，他贴墙站着，听见了素梅指天发誓的声音，我要是说谎就是畜生，我的金耳环真的在浴室里丢了。
素梅一边哭一边说，她真是没捡到说一声不就行了？她不该说那种不要脸的下流话，她知道我心脏不好，存心在气我。老朱想素梅什么时候有心脏病了，这不是坐地耍赖吗？她要是有心脏病就该拿医院证明出来，老朱正想跨进去这样胁迫素梅，突然听见一个女干部接过素梅的话茬开口发言了，你也别主气，谁是谁非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女干部用一种干练而沉稳的语气解剖着这场风波，她说，金兰的生活作风糜烂透顶，我们也听到了很多反映，我们大家都有责任教育她挽救她，但千万要注意方式方法，女干部话锋一转就转到了事情的关键处，怎么能去剥她的衣服？怎么能用梳子去捅？毕竟不是敌我矛盾，金兰是工人家庭出身，毕竟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
老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失去了原先的冲动，女干部的那番话似乎也帮助他认清了金兰的最终面目。老朱抓着理发剪的手机械地动了几下，把白色工作服的衣角莫名其妙剪下一块，老朱后来就捏着那块衣角慢慢退出居委会的院子，他的心情很古怪，有的是感激，有的是羞辱，有的却是悲伤和酸楚，算了吧，这个骚货，她自己也有错。老朱最后对自己说。
事情就这么含含糊糊地过去了，按照香椿树街人的理解，金兰老朱一方肯定心里很虚，否则怎么会善罢甘休？在这条街上无法竖良好口碑的人，他们的冤屈往往会被公正舆论所忽视，而金兰的冤屈也像初春城下的柳絮，飘了几天就无声地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