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予河流人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任何一本书比得上河流对我的影响。我写任何东西，只要一沾到河流，我整个人就变了，我就是那条河。
止庵：你说河流构成了你作品的一部分，是说它是作品里的一个意象，或是情节的一个因素？一个背景？一种象征?
hY：它是一种象征。中，当我跨过了那条河，我命运就不一样了。再比如《K》里的朱利安，他最后一次跨过了那条河，离开了中国，也象征着他永远都不可能与这个民族融合，对这个国家的文化永远都不能够理解，即使对他所爱的女人，他永远都不可能去爱。他没有爱的能力。他穿过这条河流好多次。每一次当他受到冲击或受到阻碍，他都要跨过河去，到对面去寻找一些他的东西，可是他找不到，他其实是一个失败者，我对他充满了同情。
也有这种象征。在恒河边，两家人的孽缘与劫难，一家是中国人和印度人，另一家是中国人和英国人。他们在二战时期结下的恩恩怨怨，现在由他们的下一代人来承担前辈的罪孽。这条河穿过他们的命运半个世纪。印度每十二年一次都有一个昆巴美拉节，印度教徒在这条河边沐浴，洗涤罪恶病痛，祈求上天堂。这条河真能洗掉一切罪孽吗？其实我在这里是对宗教狂热的一种否定。河是存在的，宗教是可敬的，狂热却是人类永恒的悲剧。
止庵：你在作品里安排了这么一个象征因素，对于主题和背景的深化，也许是有好处的。很多甘苦只有作者自己才知道。写小说的人有些特殊体验是别人很难掌握的。张爱玲的《色戒》，实际上通篇都是铺垫，关键处只是女主人公说出“快走”这两个字，换一个作家来写，肯定不一样。假如别的作家去写《追忆逝水年华》，可能就是一个短篇小说，像伍尔芙的《墙上的斑点》，别人写，可能只是一句话。卡尔维诺的《命运交叉的城堡》，对于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来说，简直什么也没有写。
hY：是这样的。
有心与无心
止庵：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作家的意识，或者说思想，他对世界总的认识。举个例子，我觉得鲁迅比沈从文伟大的地方，正是在这里。沈从文在视点和立场上未免太认同于他的人物了，而鲁迅在用第一人称写作的时候，也是与人物若即若离的。讲得刻薄些，沈从文还是有一点儿“廉价的同情心”。
hY：沈从文的确与鲁迅不同，鲁迅根本就没有心，沈从文有心。
止庵：沈从文是凡人，鲁迅是超人。
hY：他们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作家。
止庵：但是那种有心的作家，恰恰在这里有些东西逾越不了，有个障碍。你刚才谈到佛教的问题，实际上佛教的视点不是个人的，而是天的视点，是在所有众生之上的视点。它能体会每一个人的痛楚，同时又超越每一个人。所谓怜悯之心，就是知道人间这些痛苦，但是也知道不可能不痛苦。所以鲁迅反倒是有怜悯之心的，而沈从文的局限性就在这里，当然拿这个来责备他也不对头，因为很多作家，如老舍、巴金都是这样。你刚才说没有心，伟大的作家都是没有心的。最近二十年小说我读的不多，就以现代文学来说，只有两个人是没有心的，一是鲁迅，一是张爱玲。他们都没有那种“廉价的同情心”。张爱玲小说里最可爱的一个人物，就是里的言丹珠，她生活在这小说的故事之外，但是她的结局最惨，差点被打死，完全是无辜的。我读到这儿觉得张爱玲非常伟大，她这个人一点儿也不害怕。伟大一定是无所畏惧。沈从文还是有所畏惧的。
hY：沈从文所有小说的问题就在这里，他太替读者着想了。
止庵：沈从文严格说是一个有梦的作家。与其说有心，还不如说他有梦更恰当。鲁迅也好，张爱玲也好，都是梦醒了的作家。我觉得中国作家如果有一个需要超越的地方，就在这里。其他问题，题材也好，结构也好，技巧也好，都是第二位的。如果超越了，就是伟大的作家。有的很旧的作家，比如写的刘鹗，反倒接近于这一点。作家写东西时应该狠一点。我读福楼拜的，就感到已经有这样的启示，人是无可逃避的，连梦也不是逃避之所。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
hY：这是一个悲剧，或许在生活中，我们尽量可以漠视任何不愉快，写小说的时候你逃避不了“问题化”。
止庵：我又想起海明威，实际上他后来的小说，与沈从文有类似的问题。对沈从文来说理想在凤凰县，对海明威来说是所谓“硬汉子”性格。今天如果小说家还想要找一块地方，找一个人，或是找一种品德，作为理想化的东西，这就肯定存在着局限性，多少有点儿可笑。
hY：你说的对。越是理想化，越是问题化。这个世界没有不让人为难的事。理想本身使难事更难。
止庵：老实讲，你的小说我以前读得并不多，读得比较多的是诗，还有散文。我读的时候，感觉好像你还是一个以感性为主的作家。
hY：我其实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我生活的态度，我写作的态度，都是很理性的。
止庵：当然你的小说里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