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敢爱一个比自己小１０岁的男人，并且为他生下孩子，可谓是特立独行。而这种特质毫无损耗地遗传到了虹影的体内，使她更加“疯狂”，不肯让自己重复——重复自己和重复别人，同样不能忍受。
有段时间，她沉溺于劣质烟和廉价白酒之中。当时，西方流行音乐在中国地下艺术圈大行其道。或者“怀里抱着一个人慢慢摇，”或者跳“鞋跟要将楼板踢穿”的劲舞，一切都是为了逃避苦闷和压抑，得到继续流浪的催动力，“这时可以过过幻觉瘾，好像快乐已抓在手中”。
有个晚上，她喝得比任何时候都多，酒精烧焦了她的身体。她从贴面舞会上跑出来。马路上静静的，没有人，只有一辆粪车从身边驶过。她呕吐起来。气喘稍定后，她摸索着衣袋，抽出一张纸，想擦擦嘴。却看到那是一首地下油印杂志上的诗：
在灾难之前我们都是孩子
后来才学会这种发音方式
她觉得，这首诗像是专门为她这样靠了侥幸才从一次次灾难中存活下来的人写的。她记得诗的作者姓赵。那个名叫赵毅衡的诗人后来成了她的丈夫。
写时，虹影说她的心情很平静。看清昨天，才能看清以后。
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赵毅衡教授，也就是虹影的丈夫自谦说，因为离得太近，所以对虹影作品看不出所以然来。但他肯定，虹影的小说“自传因素最小”。虹影自己也自豪地说“要比生活经验，我比大部分作家丰富”，但一直以来，她拒绝写“体验”。
通常情况下，写自传多半是年事已高者所为，因为那样，才够丰富。况且，有“家丑外扬”之嫌，而书中人物现都健在。是什么令虹影如此“不合时宜”呢？
虹影认为，首先要打破“那种自传要临死前才写”的传统，没有特别的理由，只是因为与众不同；第二，这个故事从她１８岁知情时，就一直在她胸中翻江倒海，那时候她就产生了要把它写下来的想法；第三，也就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她的心态已趋于平静，她已经可以冷静地面对过去，从容下笔。熬过大苦难而幸存的女子，已在异国生活过十年，时间和空间均已拉开距离，一切都变得清晰明了，浮躁扫净。
刘再复先生评价说虹影把饥饿年代的苦难写得不寒而栗，而英国的书评家则称是一本让人心都揪起来的书。
而虹影则对该书在欧美的畅销始料不及。她说，写作时她并没有按欧美人的阅读习惯来行文。在英美图书市场，起码有２０本以上的写“文革”的书，它们大多是那些居住国外的高干子弟所著。他们大多是非职业写作者，无论是语言还是结构都显得稚嫩而缺乏艺术性。更重要的是，他们那些书“完全是控诉式的，把社会写得一团糟，仿佛他们受了天大的委屈”。虹影认为，那些影响民族命运的运动，无一不是全民性的，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如果说有罪的话，那每一个当事人都有罪，每一个都应当反省，而不是指控。“当我的心态异常宁静的时候，当我敢于回顾的时候，我想我可以用小说反思那段历史了。而且，我想让那些异族人看看中国小说家的作品。”
虹影还补充道，她是一个有很多“故事”的人（这也可以理解为“坏名声”），她希望人们更多的了解她。她同样渴望理解。
尽管遭遇过诸多不幸，虹影仍对生活心存感激，对生命精心设计
“是下层生活造就了我。”这是虹影常常挂在唇边的一句话。四川人喜欢摆龙门阵，在语言方面，四川方言有着无以伦比的生动鲜活。
“我生长在一个有１３家人居住的大杂院。那里的人和事都是绝好的小说题材，尤其是语言，连他们骂人都会有千变万化，无穷的想象力。”
用四川话来阅读最为入味。那些来自民间的口语俚语令人惊叹文字的魅力。
虹影写小说写得很苦。她说自已笨，不会与人相处。在英国，除了参加演讲等文学活动，她几乎不出门，也不参加任何派别。伦敦大学的图书馆是开架的，她在书架间的地板上一坐就是几天。读书是养气，并不进入小说。
对于朋友，虹影自有其一番“鸿论”：男性朋友是可以抛弃的。她认为，男人很少能走进自己的内心，而女人则不同。女人的心一旦打开，很容易建立牢固的友谊。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帮助她的总是女人。所以，女朋友不可抛弃。女作家中，与她走得最近的，是台湾的龙应台，在美国的张辛欣、刘索拉和严歌苓。尤其是张辛欣，快人快语，与她最为意气相投。当然，丈夫赵毅衡是她最好的朋友。
在现代汉语当中，虹影最喜欢的词是“镜子”，因为只有照清过去，才能照清明天。她还喜欢“抛弃”这个词，因为当别人抛弃她时，她也正在抛弃别人。这两词恰恰凸现了虹影的个性：严于律己和爱憎分明。
在返回英国之前，虹影特地到东四买了一抱ＶＣＤ光盘。看中国电影，是她和丈夫最快乐的事。电影是虚幻的艺术，配极了虹影的个性，正如她此刻居住的城市——雾都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