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合法性，减轻一点“罪责”。再说，祝副市长之所以要把它转移出来，一定有他重要的意图。千辛万苦地转移出来，结果又压在了我们手中，不能实现祝副市长的意图。这不是“事与愿违”，“暴殄天物”了吗?
而交出去，只是举手之劳的事，为什么劳爷拖着不办呢?
难道是材料的内容过于敏感、重大，使得他不敢往外交了?
于是，她取出密藏着的那份材料，认真地读了一下。她还一直没认真读过它。只是那天齐神父从看守所回来，将它交给她时，曾粗略地翻看了一下。但这回细读，却让她大吃一惊，因为这一回细读的，和那一回粗略地翻看的，完全不一样，大相径庭。上一回虽然只是粗略地翻了那么一翻，并没有读完，读的时候心情又过于紧张，就没记住多少事实和情节，但对祝磊行文中不由自主地流露的那种哀之切、痛之深，欲罢不能、要说又止的委婉凄切和遣词造句的清丽精到，以及偶发议论时观点的准确和简明……都给她留下极深刻印象。再看这复印件，只是笔迹有些像，而文字、文风和文气上，完全丢失了原有的那些特点。就好像有一比，同样一扇屏风，一个出自宫廷御匠之手，一个完全是草野粗民之作。当时她还怕是自己记忆出了问题，便命令自己冷静下来，仔细回忆。越回忆，越觉得复印件有问题，这才肯定下来，它是个“伪作”。为什么要伪造祝磊的材料?怎么可以伪造这样的东西?她觉得即便有一千条一万条必须的“理由”，都不应该伪造这份材料。它毕竟是一个人生命最后的表述，也是他对这世界最后的陈述。是对，还是错，是好，是坏，都应该让他(它)保持原样，直接面对历史和人世。劳爷应该是懂得这个道理的。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他既然做了，一定有他的道理。
那么，他的道理又是什么呢?
……她马上向图书馆领导请了假，晚上，带着那份复印件，坐上“夕发朝至”列车，直奔陶里根而去。她不是去听劳爷的解释的。她不想听任何解释。她只要求劳爷做一件事：把“原件”拿出来对照一下，并希望他尽快把原件交出去。那天，劳爷穿着笔挺的派立斯西服，在那座会所里忙着为饶上都接待来自八方的贵客。中午，他委托他保卫部的一位公关小姐陪她去江边的一家水上餐厅吃全鱼餐。下午，还是由这位小姐陪她去市内著名的“俄罗斯一条街”购物。五点钟光景，他开着他那辆崭新的大奥迪到她住的宾馆来，给她送来一张当晚回省城的火车票，还说了三点意见：“一，你带着这样的材料到处乱走，是非常危险的：二，陶里根绝对隔墙有耳。在这里谈这事，就更加危险：一两天之内他要回省城办事。到那时候，他再约她见面谈=三，原件他存放在省城一家银行的保险柜里了。你要‘对照’．也只能回省城去才能办到。”
他说的是”一两天之岳”。但两天后，他没回省城；又等了两天，只等来他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说，这一段日子，公司这边进了些新人，老板委托他对他们进行“上岗前的职业道德培训”，所以近来特别忙，脱不开身：原先回省城办事的那个计划也不得不顺延了。但他一定会回去向她澄清这件事的．只是请她稍稍再等两天。又过了几天，一个中午，她突然接到了他的电话，说已经到省城了。当天晚上．他把曹楠接到和顺面馆．还是在后院要了个包间，而且是靠西边的那个。那个包问于扰更少。包间的后身紧邻着一道三米高的砖墙：包间门前栽着一片高大稠密的竹林。而这个包间跟另外那两个包间之间还隔着一个不小的椭圆形金鱼池和几方瘦漏奇透的假太湖石，独占着一片小天地。只待坐定，点完菜，上完茶，劳爷就主动说道：“是的，你没看错，交给你的复印件，都是经我改写过的。”
“为什么?”曹楠放下茶杯，直冲冲地追问。
“为了你，为了我，也为了祝副市长和他的家人……”劳爷答道。
“原件现在在哪里?”曹楠再问。
“我不能告诉你。”劳爷平静地答道。
“你不是说放在银行的保险柜里去了吗?”
“你别追问。”
“连我也不能告诉?”曹楠有一点点急了。
“不能。”劳爷依然是那么平静。决然。
“原因。我想知道原因。这件事，我是要对祝副市长负责的。他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那么信任我。我又那么信任您。我们总不能拿一份压根儿就跟祝副市长没啥关系的假材料去蒙骗人、蒙骗这世界吧?”
“……”劳爷不作声了。
“如果您是因为担心将来要和我们一起为这件事承担法律责任才这么做的话，那么，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把责任推给任何人。只要你把原件原封不动地还给我就行了。”曹楠“大义凛然’’地说道。
“你要再说这种伤人的话，我今天就不跟你谈了。从今往后再也不跟你谈了。”沉默了好大一会儿的劳爷突然这么说道。很气愤。很坚决。曹楠知道他说到是能做到的。他娶过四个老婆，生过一个女儿。他知道怎么对付女人和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