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啥事儿，也用不着“屈尊”来找我劳东林啊。劳爷一边在心里犯着猜疑，一边却又不由自主地跟着李敏分走去，很快就见到了那个余大头。
余大头虽然当了一阵“亿万级的富翁”，又出国美美地镀了一回金，但那副不拘小节的“邋遢”样，却依然如故。跟劳爷见面时，他上身穿一件驼色的中式褂子，里头也就穿一件浅蓝色的纯棉衬衣；下身再穿一条深灰色裤子，黑布圆口“老头鞋”，板儿寸头，大脸盘，只是那副一向炯炯如灼的眼神，多年不见，已变得意外地平和而含蓄。还有个变化是，近来查出血糖高出标准不少，人急剧消瘦，口袋里老揣着让人从瑞士带回来的降血糖药片。余大头对劳爷说，我好长时间不敢过肉瘾了，听说中央广场西侧新开了一家“酱肘棒”店，味道还算不错，咱们上那儿坐坐，尝尝新？他亲自开车拉着劳爷去了中央广场。按情理说，怎么也应该把李敏分一块儿拉上。但人家真是按规矩办事，什么场合，该谁在场，不该谁在场，不论情面，只论规矩。李敏分也是个见过大场面的聪明人，当然懂得这里的规矩。他知道余大头今天通过他找劳爷，绝对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谈，既然人家没邀请他，就说明这场合不该他掺和。不该掺和的事就不要去瞎掺和，这点素养，对于一个省公安厅的老工作人员来说，应该是早就具备的。所以，他把劳爷交到余大头手上，便开着车走了。
余大头带劳爷进了“酱肘棒”店二楼一个包间，要了两份那著名的“酱肘棒”，又要了一盘大拉皮，一碟凉拌萝卜皮，一瓶本地名酒“高粱烧”，两人就便戴上店家发的简易塑料手套，撕着啃着，边喝边聊。一开始也没说啥正经事，聊着聊着，话题不知不觉就集中到那个“11．12”（副市长开枪杀人）案上去了。小包间里只有他二人。劳爷又喝了两盅白酒，便情不自禁地慷慨激昂起来。反倒是作为主人的余大头只是含蓄地笑着听着，偶尔才插上一两句话。听他那插话的用意，好像也只是为了引出劳爷心里更多的议论和牢骚。那天两人自是谈得十分投机。但谈到最后，余大头也没挑明今天花这时间精力和金钱，请劳爷来搓这一顿，究竟是为了什么。劳爷回到家，喝了杯浓茶静静心，忽然觉得这里头有些蹊跷，也为自己今天说了太多的“废话”，发了太多的牢骚而生出些许悔意。自从早年受了那回处分，一向在“酒色”二字上比较谨慎的自己，今天是怎么的了？完全失态啊。而那个余大头，端着一副高深莫测的架子，又到底是在玩的哪一招呢？但仔细想想，自己也没说什么太过杠杠的话。无非就是说祝磊这么个正厅级干部，神经又没出毛病，应该不会平白无故地开枪杀人嘛，杀人偿命是对的，但总该把内幕给整清楚了再毙人家也不为晚，匆匆忙忙判，再急急忙忙地要把人家毙了，总让人觉得有点纳闷。真搞不明白，上头有些人为什么总要在一些重大关节问题上犯那么一点点傻……等等等等，这些牢骚话，全省人民都在说哩。我劳东林说两句，又怎么了？于是就把这件事丢开了，安心去睡觉。几天过去了，倒也没出什么大岔，劳爷这才彻底踏实下来，却不料到某一天的傍晚时分，又接到余大头的电话，让他马上赶到兴安宾馆去见他。
这个兴安宾馆，地处偏僻，多数人可能都不清楚，但劳爷清楚，它跟那个“龙湾路八十八号”一样，也是省安全厅的一个“点儿”。不同的是，龙湾路那边，现在不是了，而兴安宾馆却依然还是。龙湾路八十八号地处市内繁华地段，而“兴安”所处的地段却比较背静，歇山式飞檐大门楼上虽然也跟一般的宾馆似的装饰着耀眼的霓虹灯招牌，但细心的人还是可以看出，它并不像别的招牌似的，红黄蓝绿拼着命地闪烁，哭着喊着在招徕过往行人。它不。它就那样儿，静静地闪着一绺红光，默默地敞着大门，你爱来不来。还有一点它跟其他宾馆也不一样，就是任何人出入它的大门，都得出示住宿证。没有住宿证的，必须请你出示工作证和身份证。说到底，它那么“清高”，是因为它并不对外营业，它不指着那点外财生活。但它又告诉你，我这儿是个“宾馆”。
劳爷赶到兴安门前时，已经有一位年轻的军人在那儿等着他了。劳爷曾经想到过，以余大头目前的身份，或地位，到时候会有一位工作人员或秘书在大门口来接他，但没想到会是一位军人，这让他略感意外。兴安宾馆的前身是当年“东北王”张作霖的一座“行宫”。按说它应该作为“文物”，由地方文物局接管和保护起来。其他那些有这样那样身世的建筑早就被接管了，惟有这座“行宫”它们没接得过去。因为和省安全厅经常有工作上的往来，劳爷不止一次来过这儿，对它餐厅里一位河北廊坊的大师傅做的“肉饼”，印象还特别深刻.兴安宾馆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就是原先那个“行宫”。它包括一个大型的宫殿式的四合院和两个带小院的侧厢房，还包括一片带假山亭阁九曲桥的水面。这一部分实际上是处于严密的保护之中的。尤其是那个宫殿式的大四合院，据说大帅和小帅都曾来住过，现在已不对外开放了，只供贵宾，还得是身份不一般的贵宾参观。另一部分就是一幢新楼。说它“新”，只是相对那“行宫”而言，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