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老总”的权杖拿下。我拼出十年二十年去“牺牲”，还能剩个十年八年的时间去享受。但我已经是快六十的人了。我已经没有这个本钱再让自己去做什么“牺牲”和“奉献”了。几十年来．我已经做了太多的“牺牲”，太多的“奉献”，却只得到太少的“享受”和“快乐”。在余剩的那点人生时光里，我要把“享受”提升到适当重要的位置上去计量；把“获得快乐”列为我最重要的人生目标。至于“副老总”，那就算了吧。于是他在“疯狂”工作之余，“疯狂”地享受。在这几个月的时间中，你几乎可以在陶里根最豪华最时髦最昂贵最夸张的休闲娱乐场所里，看到他活跃的身影。在每一个最豪华最热闹最深夜最没有节制最奇出怪样的私人派对里，也总能听到他圆润醇厚的男中音在那里欢快地不知疲倦地荡漾着。他不仅自己“疯狂”地享受，而且也充分施加他对集团公司上层所能施加的一切影响，去改善员工的业余生活，让他们也得到相应的“享受”。所以，在不长的时间段里，无论在陶里根，还是仅仅在盛唐公司内部，他都建立了极好的口碑和人缘关系，获得“疯老头”和“好老头”的双料美称。在陶里根，在盛唐公司，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不愿意结识他，并以能够结识他，跟他有所交往而引以为胜事幸事。“你们应该认真地想一想，在陶里根，谁会去杀这样一个快乐的疯老头好老头呢?”
“一份细致入微的心理剖析，一个形象生动的录像光盘，几乎同时送到关键部门关键人物的办公桌上。人家也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在行动着哩。而且，工作还真是做得够周全够到家，也够及时的了。应该派他们来当这个反刑侦总队的总队长。”等邵长水看完这份材料后，赵五六感慨道。
“那您觉得我们该怎么来调整我们的工作?”邵长水心里这时却只想着怎么落实刚才厅长的指示。
“你说呢?”赵五六反问道。
“我能说个啥?当然听领导的。”邵长水诚恳地答道。
“长水啊长水，你这人啥都好，就是把自己包裹得太紧。处处设防，滴水不漏。这样不行啊……”赵五六长叹一声说道。
“我……我又咋的了……”邵长水微微红起脸，问道。
“你……”赵五六只说了个“你”字．就再没往下说。赵五六自己是一个绝对忠实于上级的“下属”，他也希望自己的下属对自己能“言听计从”；但他并不希望下属对自己一味盲从。这也不是因为他头脑里真的有多少“民主观念”，而是由于工作性质和经历决定的。刑事侦查这营生，可以说，不管是谁．一开始接手一个案子，都是两眼一抹黑。绝对不会因为谁警衔上的豆豆比谁多，谁的行政职务比谁高，谁就一定比谁有多少先见之明。任何一个案子的侦破都需要集体努力。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环节上的疏忽大意，懈怠麻痹，都有可能使几十、甚至几百个同志在几天、几星期、甚至几个月几年中所做的努力付诸东流。许多大案要案看起来都破得十分“偶然”。岂不知这”偶然之间’’．正是这个集体的许多“不起眼的人”，在许多“不起眼的时刻”．做了许多“不起眼的努力”，才会产生这“偶然的决定性的一瞬间”。所以，他总是要求在他手下工作的每一个侦查员、每一个科、队长都把自己当成总队的主要领导，都能积极主动地负起该负的那一部分责任，他允许、也提倡他们大声地当面说出各自的想法．甚至跟他争吵。他最烦的就是手下的人对他说：“您说呗。您是领导：您说啥我就干啥呗。”这种时候，他往往会给一句这样的回答：”我让你去吃屎，你吃吗?”今天他没这么“刺儿”邵长水。他得给邵长水稍稍留点面子。
为坚决贯彻落实省委和厅领导的相关指示，赵五六从总队和市局刑侦支队抽调了五位同志，让他们在第二天上午八点，准时赶到他办公室，正式成立劳东林车祸案的”复核小组”。与此同时，他又从省警校刑侦系和下边市县刑侦大队抽调了三位同志，让他们在同一时间赶到省城龙湾路八十八号报到。抽调这三位同志来“帮工”的公开理由是“抢救性地协助省公安系统退休老同志整写同亿录和业务工作经验总结”。而真正的原因则是，让他们来给邵长水当助手，根据袁厅长口述的十六字方针：“调整部署、加强力量、缜密侦破、加快进度”来专攻“劳东林致死”案。
为什么要成立两个组?为什么一个放在明处，另一个却要加上那么些“伪装”，放在暗处进行?原因很简单。赵五六这回是汲取了上一回专案组最后不得不被迫撤消的教训，是要拿明的那个，来保护(掩护)暗的这个。换一句话也可以这么说，是拿明的那个来吸引所有仇视者阴谋者捣乱者破坏者的视线和火力，以便能让暗的那个能相对从容地去完成“安放炸药”的任务，最后能“炸开”那道遮挡在事实真相面前的“顽固屏障”。
龙湾路八十八号是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它曾是省安全厅的一个“点儿”。所谓的“点儿”，从大面上来说，你可以理解为“工作场所”，或“接待处”。至于安全部门的人在这“点儿”上到底干些什么，那就不是你我应该去细问的。据说，龙湾路的这个“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