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比方说怎么样看一个人的脸，怎么样听一个人的声调，怎么样感受颜色、服装、食品、照片、音乐、劳动、地图、人体等等，并且与我一些同时代人的命运经历联系起来，于是也就有故事穿插其中。如果说是我为一个村子写的词典，那么就是记录我个人感受的“象典”———具象细节的读解手册。我在国外看到过一本薄薄的笑脸标本图集，觉得有趣，觉得这也可以成为一种写作的思路。
记：现在还有一个特殊的读者群，就是评论家、出版商、评奖要员、流行舆论的控制者，我看到很多作家在写作之前就开始精心策划对他们的迎合，你写时会考虑这个圈子的反应吗？
韩：一个作家如果没有生存上特别的困难，去迎合你说的那些特殊读者，是毫无必要的，也是很丢人的。打工要有职业道德，经商要有职业道德，作家的基本职业道德就是“修辞立其诚”，写出自己真实的感受和想法。我不认为中国现在的流行舆论很健康，即便很健康，一个写作人也不必刻意地迎合什么人。相反，如果一个人敢于挑战全社会，一个作家敢于与所有的评论家闹掰，那倒可能有出息了。流行舆论其势汹汹，其实大多短命，很快就会被同样其势汹汹的东西覆盖掉，什么也留不下来。回想一下我们刚刚过去不久的1980年代，有很多作品奇怪地得奖了，火了，眼下谁还能记得住？我随便可以提到一打或者数打的名字，你可能听都没有听过。时间毕竟是无情的，三五年就会把不合格的东西清除出去。所以我们这些写作者不必坐立不安，成天去看什么人的脸色。
记：现在是连文学写作都讲究快速生产的时代。但2002年版的和1996年版的的写作隔了5年，依你的写作经验和对事物的洞察力你应该写得更多更快，但实际结果正相反。你的写作的难度是因为对写作的慎重吗？
韩：因为我笨，没有别的原因。e
３当年“寻根派”的帽子戴得太急了
记：最近你获得了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奖章”，你在法国出版的小说集《山上的声音》还被法国的读者推选为“2000年法国文学十大好书”，对这两件事情你有什么感想吗？
韩：获得奖章，表明一部分法国读者喜欢我的作品，当然让我高兴。我有法文版的6本书，但大多出现在巴黎偏僻的书架，我对这一点很清楚，因此没有什么可牛的。即使得奖也不见得就是名副其实。一个作品的价值，并不等于社会所承认的价值。我们知道，连诺贝尔文学奖有时都评得让人不以为然，评成了“统战奖”、 “扶贫奖”，一洲轮上一个，左派轮了就轮右派，如此等等。我们对瑞典那些个文学热心人不必苛求也不必顶礼膜拜。中国有很多优秀作家，可惜国力还不够强，中文地位在国外也不够高，还没有更多高素质的人加入到中文阅读和汉学家队伍里来，中国文学就不大容易被国外读者了解。这没有关系。中国首先需要好的作品，而不是首先需要作品出口，进入什么“8强”或者“16强”。中国有13亿人，加上海外华人，已经是一个大的“世界”了，足够让我们“走向”一下了。
记：作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主要亲历者和见证人，你曾经倡导过“寻根文学”，你有过宣言式的发言，有过像、《女女女》、《归去来》和这样的作品，现在你对自己以前的想法怎么看，你觉得自己找到了文学之根吗？这个根是什么呢？
韩：我一直在阅读外国书，有时也翻译一些，自觉对西方兴致勃勃。但不知道“中”，何以知道“西”？就像你不知道男人，何以知道女人？我在参观拿破仑纪念馆的时候，那里的法国工作人员说，著名的拿破仑法典是从中国拿来了科举制，从而建立了他们的文官体系。我们还可以知道，欧洲的基督教来自中东，欧洲的数学来自印度和阿拉伯。这就是说，西方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所谓中、西文化的简单对立从来不存在。我们并不需要把中国骂个狗血淋头，这样才能光荣加入西方文化。“寻根”在1980年代中期的提出，意在倡导对中国文化遗产的清理，意在通过这种清理更好地参与全球文化交汇，更好地认识现实的生活和现实的人，并不是希望作家都钻进博物馆，或者开展文学上的怀旧访古十日游。这个问题现在并没有过时，在未来的文化、经济、政治建设中可能还有重要位置。它本身是全球化的产物，又是对全球化的参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个“寻根”问题只是很多问题中的一个，不能代替其他问题。所以“寻根派”的帽子戴得太急了些。我吃了土豆，你就说我“土豆派”。我同时又吃了番茄和黄瓜，那又算什么“派”？如果每谈一个问题就可以戴上一顶帽子，我们的脑袋可能忙不过来。
４生活使貌似强大的潮流成为过眼烟云记：你觉得公共媒体对一个社会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韩：中国经历了革命热，眼下正在进入市场热。革命没有什么不好，但革命一偏向，可能通向极权社会，我们对此有过历史经验。市场也没有什么不好，但市场一偏向，可能通向资本社会，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现实经验，特别是拉美、东南亚、非洲等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