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没有缘分。
他们看来更合适走进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的寺庙，在那里平心静气，无欲无念，从神主那里接受关切和家园。当他们年迈的时候，大概就会像所有我所见到的印度老人，成为一座座哲学家的雕像，散布在城乡各地的檐下或路口。无论他们多么贫穷，无论他们的身体多么枯瘦衣着多么褴褛，无论他们在乞讨还是在访问邻居，他们都有自尊、从容、仁慈、睿智、深思而且十分了解熟悉你的表情。他们的目光里有一种对世界洞悉无余的明亮。
一块奖牌的结局在印度引起争论，引起了一些印度人对体育政策、管理体制、文化传统的分析和批评。果然，也有一位印度朋友对我不无自豪地说：“我们不需要金牌。”
“为什么？”
“金牌是体育的堕落。这样的体育，以巨额奖金为动力，以很多运动员的伤残为代价，越来越新闻化和商业化了，不是堕落是什么？”他再一次强调，“我们不需要金牌，只需要健康和谐的生活。”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正在班加罗尔一个剧院门口，等待着一个地方传统剧目的演出开始。由于1996年度的世界小姐选美正在这个城市举行，他们也七嘴八舌抗议着这种庸俗的西方闹剧。
我们用英语交谈。说实话，英语在这里已经印度化，很不好懂，清辅音全都硬邦邦地浊化，与英美式英语的差别，大概不会小于普通话与湖南话的差别。我们代表团的译员姓纽，英语科班出身，又在西北边睡与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多年交道，听这种英语也有些紧张，脸上不时有茫然之态。我比起小组来说当然更加等而下之。幸好印度人听我们的英语毫无障碍，收支失衡的语言交流大体还可以进行下去。更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印地语译员，很难深入这里的社会底层，很难用手势知道得更多。英语在这里仅仅是官方语言之一，只属于上流人士以及高学历者，普通百姓则多是讲印地语或其他本上民族的语言——这样的“普通话”在印度竟多达二十几种。这个国家一直处在语言的四分五裂之中，既有民族的分裂，也有阶级的分裂。他们历史上没有一个秦始皇，主体社会至今人不同种，书不同文。他们也没有诸如1949年的革命大手术，贵族与贱民的分离制度至今存留如旧。这就是说，他们没有经历过文化的大破坏，也没有文化的大一统。我没法知道，是社会的裂痕，阻碍了他们语言的统一？还是语言的裂痕，阻碍着他们阶级的铲除和民族的融合？
循着英语的引导，你当然只能进入某种英国化的印度：议会、报馆、博物馆、公务员的美满家庭、世界一流的科研基地和大学，还有独立、博学、优雅并且每天都在直接收看英国电视和阅读美国报纸的知识阶层。但就在这些英语岛屿的周围，就在这些精英们的大门之外，却是残破不堪的更广阔现实。街道衰老了，汽车衰老了，栅栏和港口衰老了，阳光和落叶也衰老了，连警察也大多衰老了。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抄着木棍，活得没什么脾气，看见哪一辆汽车大胆违章，也只是照着车屁股打一棍就算完事。很多时候，他们搂着木棍或者掉牙的套筒枪，在树荫下昏昏大睡，任街面上汽车乱窜尘土蔽天日月无光。所有的公共汽车居然干脆拆掉了门，里面的乘塔们挤不下了，便一堆堆挤在车厢顶上去，迎风远眺，心花怒放。乘着这样自由甚至是太自由的汽车驶入加尔各答市恒河大桥广场，你可能会有世界轰的一声塌下来的感觉。你可以想像眼前的任何房子都是废墟，想像街上涌动着的不是市民，而是百万游牧部落正在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城市并且到处安营扎寨。这些部落成员在路旁搭棚而居，垒石而炊，借雨而浴，黑黝黝的背脊上沉积着太多的阳光。他们似乎用不着穿什么，用不着吃什么，随便塞一点面渣子入口，似乎就可以混过一天的时光，就可以照样长出身上的皮肉。他们当然乞讨，而且一般来说总是成功地乞讨。他们的成功不是因为印度有很多餐馆，而是因为印度有很多寺庙。他们以印度人习惯施舍的道德传统为生存前提，以宗教的慈悲心为自己衣食的稳定来源。
面对着这些惊心动魄的景象，老警察们不睡觉又能怎么样？再多几倍或几十倍的警察又能怎么样？幸好，一切还没有理由让人们绝望。交通虽混乱，但乱中有序；街市虽破旧，但破中无险。他们的门窗都没有铁笼子一般的防盗网，足以成为治安状况良好的标志，并且足以让中国人惭愧。外人来到这里，不仅不会见到三五成群贼眉鼠眼的人在街头滋事，不仅不会遭遇割包和抢项链，不仅不会看到色情业和强买强卖，甚至连争吵的高声也很难找到。印度人眼里有出奇的平和与安详，待人谦谦有礼。最后，人们几乎可以相信，这里的老警察们睡一睡甚至也无关要紧。
一个不需要防盗门的民族，是一个深藏着尊严的民族。也许，印度教的和平传统，还有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最可能在这个民族的清洁和温和里生长。我看过一部名为的电影，一直将甘地视为我心中谜一般的人物。这个干瘦的老头，总是光头和赤脚，自己纺纱，自己种粮，为了抗议不合理的盐税，他有一次还曾经带着男女老少拒食英国盐，一直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