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什么大苦，而且他们还很天真，天真得让人吃惊。解放以后，要改造思想，不过他们不热心，虽然以后也总是努力要作劳动模范，可是老也入不了党。后来才知道他们的挡案里有一大堆的问题，都是让他们自己交代的，最后事情总是这样…… 在我小时候家里总是有一个温暖的、非政治化的家庭，有一种现代的风气，一种温文尔雅的、客气的、又有教养的、敦厚的、有长者之风的环境。后来我觉得这种格调的东西都把它扔掉了。以前的那种人际关系与这种政治化的不停的运动、人与人不能信任、互相之间的揭发完全不一样。后来我觉得我父母老实得非常可怜，他们怎么就这么的黏糊，这么的天真。我妈要求改造自己，下农场，最后自己就淹死在农场里。我父亲遇上反右，其实他也没什么不满。他还很积极，很老实， 有一次还做过模范工作者；拿着个小本子，发发传单。但每次政治运动一来就免不了有事情。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都是互相提防着，动不动就互相揭发。我当时是个生活在小说似的幻想天地里，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根本格格不入，却要努力防备他人。现在我想来，实际上当时是在用一个面具把自己罩住，用它来保护这样一个幻想的天地，因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这么的紧张，这么需要提防。
陈：你这段生活中最糟糕的经验是什么？
高：我以前一直没有遇到过什么糟糕的经验，但一到大学就开始了。
陈：你大学以前的书是在哪念的？
高：我大学以前的书是在南京念的，在一所教会学校。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有些课是用英文上。很像美国式的教育，非常开放，图书馆还随便进，书也不是管得那么严，解放以前的书都能查的到。所以我在中学里的时候，已经把西方主要翻译过来的作品都看了。从早期的古典，一直看到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等。而雨果的书一本也没找到，以后反而看的少了。一直到反右以前，这个学校一直都很好，没有什么共青团的活动。我的底子是在那打下的。我的中学生活完全像是生活在梦里。加上我与同学的关系很好，那些同学都是来自于知识分子家庭，所谓的高级职员，都是南京政府时期留下来的。因为当时需要考试，择优录取，所以贫民子弟很少。
但一到大学，立刻就遇到了反右斗争，这才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紧张、恐怖和乏味。但我始终是生活在梦想当中，所以就整天泡在图书馆。我当时就觉得反右事件真是教条的和讨厌。还有大学时就开始学毛着。但那时学毛着还有点自由，如果你上面放本毛着，下面放一本别的书还没有人来揭发你，还没到那个气氛，但逐渐逐渐就开始了。比如我谈恋爱就被告到团支部和党支部那儿，所以我大学就入不了团。不过我从来就没想过还有共青团，我根本就不知道它存在，但是它已经存在了。
陈：你怎么会想到学法文的？
高：我觉得我在上大学以前基本都是在梦里头，现在回忆呀，我小时候就更是在梦里了。然而我遇到现实，哇，我才知道现实是这样的！所以我就采取了一个防卫的态度。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写日记和写作。我在大学里学法文也是极偶然的，是因为家里和周围的环境，觉得最崇高的是科学，最应该上的三所大学是清华、北大和交大。当年我们中学学校是用庚子赔款建的。凡是学生考上这三所大学的，名字都会刻在体育馆里的一圈大理石上。这个学校有一百年的历史，所以历届学生的名字就刻了很多。理所当然地，我也想学理工，因为那是最有出息的。当时我的理想是，做物理学家或数理学家。我当时的数学很好，文科也很好，但我对政治完全没有概念。在大学的升学指南上，我想考戏剧学院作导演，但是报考条件是三十岁，且要在三个团体工作两年以上才有资格，所以我就没戏了。我从小就跟我妈演戏，门关起来，我妈和我、我弟一起演，只有我爸一个观众。我妈会编戏或编个小节目。戏剧学院的表演系，男孩子的报考条件是身高一米七，我身高一米六八，差两公分，连报考资格都没有。那我想就当作家罢，但是大学的中文系是培养师资、编辑和记者的，没有一来就当作家的。你看我当时多天真呀。再加上我当时参观了南京大学，看了那些中文系的夫子先生，看了他们展示的四库经典，那与我想遗世万年的文学熏陶是不同的，我想这不是我要的。唯一有可能的就是学外国文学，这是唯一接近我的东西，还有就是画画。
我从小就画画，曾经想去考美院。我的画画老师当时是全国美协最早的会员，在全国油画展上还拿了油画创作奖。当时这些老师都是当用高薪聘请留下的。我们画画老师在学校里还有自己的画室。我画油画是在初中开始的，开始我连油画怎么画都不知道。他在画的时候，我也不告诉他，就在边上看，看他怎么调颜色，然后自己就到图书馆去找怎样画油画的书。我一直偷偷地画油画，他始终不知道。到了高中以后就没有绘画课了。毕业的时候，老师要带着升学建议与家长见面。有一天，他到我们家来，一进屋子，看到满屋子挂着我画的油画，他就发了个感慨，说很有印象派的味道。我当时受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