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不准是不是癌，叫他到城里医院里去检查。他似乎比医生更有把握些，晓得自己寿数已尽，要归天了。后来弟弟范焕荣一死，便更觉得做哥哥的一定会走路。所以也不去检查，也不再吃药，躺着等死，果然不久就如愿以偿。
总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范焕良虽然也可算做老死，但并没有像他的多数同辈人那样，生前就置备了寿材。家里人眼看他不行了，要请木匠回来，在房子上卸些木材下来替他做棺材，他坚决不赞成。他把大家召集来，除了老婆、儿子、女儿、女婿之外。还召来了侄儿范浩泉（因为浩林不在家，才不曾召到）。他喘着气，一字一顿地交代说：“我死下来，只要用张芦扉卷卷就行了。不要困棺材，我不配困棺材，金棺材、银棺材。都巳经被我困脱了。”
说完，停了半晌，眼睛转过去寻人，寻到了浩泉，点点头，说：“你好，会办事情，你替我劝他们听我的话。”
浩泉万万没有想到伯伯临死会表扬他。因为伯伯平常是不大理他的。现在伯伯所以说他好，正是出了一件大家议论纷纷骂他背皮的事。原来解放初期，浩林参加工作以后，看到父亲身体不好，曾经替他做了一口寿材，那时候木材便宜，不花多少钱，兄弟还没有分开过日子，所以虽然是浩林掏的腰包，仍算是公共的。这本来没有帐可以算，做儿女的谁也不会想在父母的棺材上沾什么光，可是偏偏出了事情，在范焕荣行将就木之前，浩泉就向哥哥提议另外做一口薄皮棺材给父亲困，因为现在的木料金贵了；而且盗棺的现象也严重，越是棺材好，埋下去以后就越是有被盗的危险。与其被别人偷走，倒不如留下来自己拆了派别的用场，还免得父亲死了都不安稳，被人把尸体倒出来。浩林不肯，说：“这原是说好替爹爹置备的，怎么再换呢？”
“不换，你就是睁着眼睛让别人偷去罗！”
“我想我对地方上[注]都说得过去，不见得有人会做出这种损我的事。”
“哼！”范浩泉轻蔑地发了一声，好像嫌哥哥太幼稚了，一副不屑的口气说， “十个指头都不一样长，你当个个都像你啦？”
范浩林还是不同意，说：“我也不管究竟会不会偷走，也管不了这许多。我们做儿女的，尽尽自己的心意就是了。”
话说僵了，李玉媛就从隔壁房里走出来，摆起做母亲的架子，大声大气地说： “你们不要吵，由我来做主。你爹爹一生败家当，我们一家人都吃煞他的苦头，有一口薄皮棺材给他困，很对得起他了。还要怎么呢，总要替后代想一想呀，他还能再把好东西带走吗？一口寿村现在值多少钱？顶小户人家一半家当呢。留下来，不给他了，何况还有偷呢！”浩林说：“娘，爹总是爹，说不过去的……”李玉媛抢过去说：“是爹，不错。既然是爹，他就该替儿子想想，他配吗？要是他配，那么我呢，我将来你们打算让我困什么棺材？给你爹困，不如给我困。我困着，也对得住你爹的。”接着，她又和缓了口气说：“说它做啥呢，我也不是想留着自己困，我不过是替你们打算就是了。要是我真死了，我还同你们争什么呢？用柴草编一只窝，葬了算了。我一样也不要带走，全留给你们。”
就这样，李玉媛作了主。拆了一重夹墙板，钉了口薄皮棺材，安置了范焕荣。
范焕荣窝窝囊囊地活着，也窝窝囊囊地死去。其实他已病得很久了，但是他一声不吭，无穷无尽地沉默，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怎么样。后来躺着爬不起来，李玉媛还骂他“懒，贪图快活。一个人活到要人侍候，为什么还活着呢！难道害老婆、害儿女还没有害够吗？老天爷，你睁睁眼，为什么有用的人倒死去，没用的人倒活着，不能替换一下吗！”
范焕荣照样沉默着，尽骂不开口。
范浩林很忙，但每次回家，不见父亲，总要问一声：“爹呢？”知道他病了，每次都来看他，问他觉得怎么样，范焕荣总用他那失音（过去吸毒饮酒的后遗症）的喉咙懂懂地发出极低的尖音说：“好啦！”
他说得很明白，但意思其实很模糊。是身体“好啦”呢？还是快要进入天国了呢？
有过几次，他曾经叫住浩林，想说什么，但终于又没有说，只是把头点点。又摇摇。好像这世界上，无非就这么两个动作，可以包罗万象。
后来病重了，李玉媛毕竟同他有夫妻之情，也伴了他几天；悲悲切切的，心里确实有点难过。只不知是替丈夫难过，还是替自己难过。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原是分不清楚的。
范焕荣始终没有同李玉媛说什么，难受的时候，哼哼唧唧几声，就算了。并不主动要什么。一直到最后，李玉媛眼看他不好了，凄惋地叫着他的名字，问他还有什么话说，连问了几声，范焕荣才含含糊糊地用最低最慢的声音，说了一声“好— —啦！”戛然而止，打了句号。
于是李玉媛明白了，她的丈夫，到临死都没有谅解她。她很伤心，真真大哭了一场。哭声里夹杂着她的诉说，很难听清，意思似乎是：夫妻一场，为了什么哪？
后来大伯焕良临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