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织布、绣花都行，特别是做鞋，在地方上出了名，每扎出一双鞋底，妇女们会拿在手里传观，正面反面看上半天，十分的称赞。范全根也是慕她的名，才不计较门第，降格要她做儿媳妇。但进门以后，有一个陈惠莲在旁边，同她一比，就比出她见识少，心眼小，气量小，不会做人。范全根就不大看得起她了。其实这李玉媛也有点反常，进了范家的门，原很自卑，想表现出自己能干罢，又常常出洋相，想不显露自己能干罢，又怕别人瞧不起她，弄得很尴尬；因此心中也有点怨恼。浩林生下来之后，固然提高了她在家庭中的地位，有几个月，公婆把她宠得像千金小姐，把最好的东西给她吃，补她的身体。但公婆又不放心她带孩子。常常因为孩子哭了，生了些风风火火的小毛小病，就唠唠叨叨，甚至给她脸色看。她也只好受这委屈，心里边的不舒服，暗底里反而发泄在小孩子身上，认为孩子给自己带来了许多烦恼。等到浩林断奶以后，公婆就领去亲自抚养了。一直到十岁，范全根谢世为止，浩林的童年时代，一直在爷爷的影响底下，过得非常美满。这一年，他的弟弟浩泉，还刚刚生下来。
范全根一死，家道便走下坡。当时沦陷已经一年了。社会风气极坏。范全根的两个宝贝儿子，果然知子莫若父，很快就变烂了。大儿子焕良吸毒、赔钱，小儿子焕荣吸毒又是酒鬼，两个都是无底洞。家里有什么，就拿什么出去玩。号称一对玩郎。焕良的妻子陈惠莲大方得出奇，不管丈夫，任他胡来。李玉媛就不同了，她好不容易高攀了范家，总指望后半生有好日子过，丈夫败家，她不能忍受，就吵闹，打架。打架当然是女人吃亏，长头发被范焕荣一把揪住了，一直掀到地上。但李玉媛不讨饶，跟他拚命。范焕荣毕竟理亏，慢慢就软下来，怕她了。便瞒着李玉媛，干起窝窝囊囊的事来——悄悄地偷，钱也偷，米也偷，织的土布也偷，真到了急处，连柴禾也偷。这也横竖不够，总是欠满一身债。到了年底，自己往外一躲，家里面天天坐满一屋子讨债的人。李玉媛对付这班债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哭。今天哭，明天哭，一天一天哭下去，把眼睛哭肿了，把喉咙哭哑了，连烟囱都哭倒了。孩子看着娘哭，不知所措，肚子饿了，便也哭起来。一片哀声，乌天黑地，好不凄惨。那讨债人中间，也有心软的，便愿意过了年再说，自打退堂鼓走了。心硬一点的不肯罢休，但欠债的当事人不露脸，跟女人也纠缠不清楚，几次落空，也只好忿忿地骂骂人，出口气，到别处收帐了。还有些极有韧性的，则天天来讨，似乎非要见到范焕荣不可，他们认为这是赖债的诡计，特别气愤，半夜三更，搞突然袭击，来捉 “上棚鸡”。可是也落了空，范焕荣真的连晚上都不住在家里。还有一些气派大的债主，自己不上门，派了个地痞坐在范焕荣家，坐一天，要李玉媛付一天工钱，不付的话，就拿她家里的东西，连锄头、钉耙。铜勺、铲刀、碗盏都拿，决不空手回去……直闹到大年夜过了亥时，新年的鞭炮响起来了，才结束了苦难的一幕。
就这样，李玉媛苦苦地守住家业。固然有时候也不得不卖田还些债，但不像大房焕良那样弄得年年卖田。这样一年一年下去，范焕荣欠债不还、失去信用，弄得大家看不起他，里外都不能够做人了。
范全根的老婆，年纪很大了。哪里还管得住小辈，连自己的私房钱都被偷了许多。银元放在瓮头里靠不住，埋到地里去又挖不动土，要别人帮忙自然更不放心，只得瞒了小辈，陆陆续续换成了轻便的钞票，藏在一个缝得极精致的布袋里，挂到颈上，贴胸藏着，才算安心。这件事虽然做得机密，但日子一长，自然也瞒不过儿子、媳妇。都知道钱就在那儿。不过谁也不知道那袋子里有多少钱，是什么样的钱、总以为是金银首饰，绝不曾想到是纸币。一直到抗战结束，国民党打起内战，老人八十一岁过世了。大小儿子和媳妇都在场，当作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启开那个宝贝布袋一看，才知道是一大堆连手纸都不如的过期票子。这就大大增加了小辈心中的悲痛。因为他们同时受到了双重的损失。特别是两个儿子，这些年对老人有过许多指望、猜疑和误会，现在一并涌上心头，酸、涩、麻、辣、苦……十分的难过。当年他们也知道吸毒是个无底洞，但为什么对方有钱吸，总以为老娘私下贴出来给他，或者那布袋总归有指望。谁会想到老娘竟这样白白地把钱糟蹋个精光。
就这样，范浩林从十岁开始，范浩泉从一岁开始，逐步品尝了生活的艰辛。父亲不成器，明显得连浩林也看得清。李玉媛教育孩子，一贯来就拿他们的父亲做反面教员。一个女人，做姑娘的时候，靠父母；出嫁以后靠丈夫；丈夫死了靠儿子。现在李玉媛不但不能靠丈夫，而且受他的害，要花心思去钳制他，进行永不罢休的斗争，那苦楚是无法形容的。她不得不把一家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够勉强把日子过下去。但是她也很害怕，总是怕吃亏，总是怕有人计算她，总怕有一天会过不下去。她全力要守住这个家。等儿子长大了，她就宽心了，有依靠，也对得住他们了。不过儿子长大了会不会像他们的父亲呢？公爹当年是全家的栋梁，她靠公爹吃口荫下饭。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