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那么多，真弄糊涂了。我是在举两个代表人物，说到这里还只说了一个。另一个是谁呢——就说周炳南吧。周炳南就是该不去的，就是该让别人去的。有许多人争不着干采石厂的长工，农闲时还可以去做一阵临时工，一年也能收入三四百，周炳南连这也不能够，干临时工也该让别人去。总而言之一句话，周炳南该的只有一样，就是侍候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别的都该让别人去干。若问为什么，不必写出来，一则被人写烂了，二则事情过去了，三则说出来反而挂一漏万。要知道南周村上像周炳南那样一贯忠诚于种田事业的还有好几家，各有不同情况，写了周炳南一个，别人就会骂不公平，为什么不写他们呢？
还是直截了当说结果吧！结果是什么？就是周炳南一家五口子造不起新房子，还住在同别人家做了猪圈一样的老屋里。
写到这里，应该特别声明的是，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周炳南本人没有一丝一毫抱怨情绪，你叫他是阿Q也好，你鼓励他从阿Q的翅膀（不知道阿Q什么时候长出翅膀来了？原来不是只有一条辫子吗？）下飞出来也好，甚至你鄙弃他、认为不能写人小说也好，都没有关系。但千万不要替他打抱不平，你打不了，他也不需要。他也跟着大家，在新社会里活到现在了，一点不比你差。他风格高，见好处就让，见困难就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知道水涨船高，他横竖也在船上呢。这看法完全没有错，现在就轮到他有钱造房子了。
周炳南有钱造房子，也是到采石厂去做工赚来的。“文化大革命”一完蛋，周炳南“该不去”的理由忽然没有人再说得出口（可见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不过没有了该他不去的理由并不等于该他去。该他去还有别的原因，那是因为乡里办了些比采石厂还要好的工厂，那儿安全、干净、轻快，赚的钱更多，原来在采石厂工作的人，有办法的都钻到新工厂去了，比如周锡林一家，原来有三个在采石厂，现在剩了零。采石厂缺人，抬高工资公开招工，还招不足。许多人嫌吃苦，费力气，脏，不小心还会伤筋动骨，打炮的时候万一砸死了更是倒楣。这时候周炳南去干，自然开着大门表示欢迎。
也不过是四年不到，三年多点时间吧，周炳南父子俩在山上干着干着，一天天把钱积聚起来，就足够造两间二层楼房了。他们究竟积了多少钱，一角一分都有数。可是他们究竟流了多少汗呢？
谁量过！谁称过！
周炳南父子在采石厂干了这几年，最重要的结果，其实并不在挣到了一笔造房子的钱，而是把两个农民变成了工人。他们一家的主要收入，不靠包种生产队那几亩田里的出产，而是采石厂的工资。所以他们的精神气质变了，有气魄办事情了。要是在过去，周炳南积了这么些钱，还不敢造房子。他会想着万一碰上天灾怎么办？母亲万一倒下来怎么办？儿子良良找到了对象怎么办？造房子造亏了要借债怎么办？现在就不在乎这些了，他有了靠得住的来源，用不到留后步，敢于放开胆子豁出去了。
“不管他，惬惬意意先把房子造了再说。倘若又碰着要用钱的事情，先借了，以后还。”周炳南有了这样的自信心。
“快造吧！”村子上的人都支持他说，“你看，全村还有几户不造房子的？也该轮到你了。”
“哈哈，太阳光也有照到我家门前的一天。”周炳南心里很乐。
他原不是没有计算的人。前几年分田包产的时候，他就想到了造新房的地皮。离他家老屋不满五十公尺，有块大约一分半的空地，其中六厘是他的老自留地，另外九厘是周锡林的老自留地。当时周炳南要求生产队把周锡林的九厘也划给他做屋基，生产队没法同意，因为有个公约，划给屋基之后，一年之内要把房子造出来，周炳南没那个财力，只好作罢。有人还笑周炳南说：“你能在原来的六厘地上把房子造满了就不差了，那也靠近四十个平方呀！”周炳南又要求划给他做自留地，周锡林当然不肯，他说：“你老弟若是造房子呢，我不能不成全你，只好让。倘若拿去做自留地，那我种着不是一样吗？况且是我种惯了的，为什么让给你！”周炳南没有理由，输了。
等到现在，村子上的地皮都造得差不多了。还是那块地，因为自己占了六厘，剩下的九厘别人不够造，总算还空着。也只有这块地，出路宽敞，走水快，同前后左右的邻居不会有“你遮了我的阳光，我被你挡了风”的矛盾。所以周炳南旧话重提，向村民委员会提出了要求。
没有疑问，土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村民委员会有义务满足周炳南的合法要求。可是世界上每一件事都牵涉到许多方面。不错，土地的所有权是集体的，但使用权却在社员手里。村主任感国平年纪轻，上台不久，论资格别说同周锡林比，连周锡林的儿子都不如。于是个人和集体、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关系都得换一个位置。他很客气，开口就称“炳南叔”，说：“你要那块地，村委会没有什么意见，但是要和锡林伯商量，要他答应才行。”
“那就请你同锡林去讲讲吧！”炳南说。
“你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