叽儿叽儿”的喘声，竟响出窗外来。我怜惜地说：“老方呀，你不要命啦，还不休息！”他便说：“快好了，就睡就睡。”却不动身。我看不过，有时推门进去（他从不闩门，爱人在邻县做妇女工作，难得回家），合掉作文本不让批。他忙揪住，笑着说：“你看你看，这个学生想得有趣，但不会写。” 我当然不肯上当，干脆灭了台灯。他拗不过我，叹一口气，坐到床上去说：“睡，睡。”然后又咳嗽，喘着说：“这些学生，都快高中毕业了，作文还写不顺，错别字好多，他们同我们一样错过了光阴，再不抓紧些，将来怎么办？”我非常感动，功道：“你也要替自己想想，身体再垮下去，怎么办？”
我的话完全没有用。他不但没有改，从去年十二月，他那“内定右派”错案得到改正以后，整个寒假，他几乎门槛不出，成日成夜伏在桌子上写着写着。问他在干什么，他起初腼腆着不肯说，后来才告诉我，他在写一本反映学校生活的小说，他要用自己的体验去感动学生，他要让学生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他要推动学校的工作更好地为四化服务。我又高兴又忧虑，说：“好虽好，你吃得消吗，该量力而行啊！”他笑着说：“劲道上来了，倒放不下手；这小说一动手写，就像发了神经病，旁的事都想不进去，脑子里想的尽是这事儿，梦也做着它。”我说：“这可糟了，你还是不要写吧。”他摇摇头说：“已经上了马，总要跑到头才能歇了，否则，就是手停了，心也停不住。”
寒假过去，他显然又瘦了不少，但那时候穿了棉衣，还没有彻底暴露出来，只是更像老头子了，佝偻着背，脚步拖沓，右手时时按在下肋骨处，好象那里生疼。天一热，脱棉换单，使人大吃一惊，他真是皮包骨头了。他却开玩笑说：“这里边也有学问，课文里有‘精瘦’这个词；什么叫‘精瘦’，以前我只会解释成‘瘦极了’；可是，‘瘦’到什么程度才算‘极了’呢？总还不懂，现在可明白了：只要用手指按住肋骨推皮肤，若推得动，那还不算‘精瘦’，要真正推不动，皮贴牢在骨头上，夹层里不再有一点肉，才叫‘瘦极了’。”说罢，竟开朗地哈哈大笑。我也算是个乐天派，也想说几句俏皮话，竟干了嗓子，讲不出声音来。……
想到这些，我怎能入睡。睁眼看看，他的房里仍亮着电灯。我躺不住了，穿衣下床，悄悄走近他的窗口。我看见他伏在桌上，正在全神贯注地用笔指点着一篇作文，向站在桌边的老刘的小女儿讲解。不知为什么，我竟留泪不住，心里又酸又甜，又爱又怨，又苦又痛，不辨所以了……
三
一个人，像老方那样夜以继日地劳累，即使有强健的身体也是不能持久的。我和老刘都十分后悔没有能及时把他阻止住。
实在说来，我们还不够关心，也不完全懂，存在着盲目的侥幸心理。一天过去了，老方好像和昨天差不多；十天过去了，老方好像还是那个样子；一个月过去了，老方也并没有躺下来。于是就认为大概还不要紧吧，有意无意之间就让他一天又一天地拖下去，姑且看看再说。我们好像在做着一种试验，试试一个人的生命力能顽强到什么程度，究竟具有多大的战胜疾病的能力，究竟死亡怎样才能够靠近这个坚强人物的身体。……我现在不得不承认我是这样的残酷！我枉为老方的老邻居，几十年亲密的接近竟不曾使我认清他的品格；我竟没有想到这个人从来没有叫过苦，从来没有在困难面前低过头。他从来就是甘愿烧尽自己的油脂、照亮别人的火烛，从来就是慷慨剖开自己胸膛，提供甘泉的甜瓜。我早就不应该指望他会向病魔屈服，早就不应该认为他有一天会喊吃不消而躺倒。……我们总是容易关心那些有一点病痛就大喊大叫的怕死鬼，而忽略了甘为人民赴汤蹈火的英雄好汉的生命。我们为什么这样愚蠢！
老方在寒假里写的小说，三月里在全国性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评论家还写文章，称赞他写得好。我们这个小县城，立刻轰动起来。大家议论纷纷，猜测小说里的那些人物，是指实际上生活里的哪个、哪个，甚至还来向老方讨谜底。学校里更加热闹。那些被猜成正面人物原型的，心情舒畅，十分有劲，拼命要做出更大贡献，好让老方再写一篇。少数几个被怀疑是犯有官僚主义或对教学工作不负责任的模特儿的，不免暗暗闹了一阵情绪，深怪老方出他们的洋相，过后想想，大都能够觉悟，有所悔改。只有极个别的人，竟怀恨在心，盼望第二次反右，好把老方打下去。还有一些人，虽然自己身上明明也有小说里指出的那些毛病，却连声称赞老方写得好，说那种人确实应该批评，否则就妨碍四化，自己却偏偏不改。这种人大概也是受了 “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早就练老了脸皮，或者是长期被触灵魂把灵魂触僵了。这些都瞒不过学生的眼睛，都是他们告诉老方的，后来老方又把这话告诉我和老刘，并且谦逊地说：“总还是我技巧不够，热情不炽，不曾能够感动这些上帝。”
总之，老方成了人所共知的作家。内容尽管有争论，文字功夫却无人不说好。学生像一群蜜蜂似的绕着他，他教的又是毕业班，谁都知道现在考大学有多紧张，认准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