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往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要讲一点心酸的话，开几句苦楚的玩笑。有一次，刘长春长叹一声说：“唉，十年‘文化大革命’，想做的事情不曾能做，现在老罗，好时光错过罗，身体垮成这个样子，你们要替我开追悼会罗！”
我看着他红润的脸色，已经发胖的身体，比三年前年轻了十岁，正在返老还童，心里十分羡慕，嘴里却说：“老刘，我们三人中，论年纪是你最大，按理你应该先死。你的儿女都成人了，自己也当过几年（区房管所）主任，虽然‘文化大革命’ 中丢了官，例证明你同林彪、‘四人帮’没瓜葛，落得一身清白。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算虚度一生，人困难免一死，你我谁能破例，细想起来，的确还是你先死为顺。”
我说罢，自己先笑。方铁正睁大着近视眼，在镜片后盯着我，那苍白清瘦的脸，正儿八经，先张开嘴巴“哧”的一笑，然后又骂我说：“扯淡。”便抿紧了尖瘦的嘴，不再理睬。老刘听罢，皱起眉头，半闭着眼睛瞅住我，半恼半笑地说：“你看你，我一说死，你就巴我第一个，尽念咒语，再没一句好话。”说罢，抚了抚脸，挺了挺胸，还做了个扩胸的动作，好像听到了晦气话，要为自己壮胆似的。
我笑得更甜了，连忙分辩说：“哪里哪里，原是你自己不好，要我们参加你的追悼会，你不先死，这会我能有价吗？我倒希望走在你们两位前头，免得为老朋友伤心掉泪。”
于是，老刘也跟着我笑了。但这笑，就像敲错了琴键一样，随即戛然止住。因为我们都看到老方没有笑，他啄着嘴，一脸不屑的神气，分明在骂我们言不由衷。因为他明明知道我们最担心的是他的身体，他是最可能走在我们前头的。他看出我们故意回避不说，就生气了。好像我们要瞒着他把状元抢走似的。
这无声的责备，逼得我和老刘互相使了个眼色，一时沉默了，后悔不该开这种霉气的玩笑。起初，我们到并非有意，后来确实是存心不说他的。现在被他看穿，真觉得亏待了他，有点过意不去；好像只有赞成他第一个升天，才对得起他似的。
要在这种窘境中解脱出来，我是个低能儿，我竟说：“好，好，不说了，不说了。”这分明是废话，本来就已经不再说了嘛！这更是蠢话，难道“不说”还要发表声明吗！
老刘毕竟当过主任，会做思想工作，他倒似乎认为我的话揭开了盖子，便抓住战机，直截了当摊牌了。他板着脸，又正经。又严肃地说：“老方。你确实应该当心，你看你的身体，一天天坏下去，叫你吃药不吃，叫你休息不休息，叫你锻炼不锻炼，一天到夜还在狗一样叫，猫一样跳，你究竟还想不想活下去？这话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不听，你要做顽固派；再不改，你的命就要顽固掉了，有好处吗，唔？”
这些话，听来狠得过分了，但却明显地是为了一个同志的生命担忧，狠得越过分，就是越关心的表示。我自愧不如，我不能这样做；我也很感动，我承认老刘对老方的感情确实胜我一筹。于是我连忙说：“是啊，老方，大家都很关心你啊（我不敢说‘我很关心你’，真惭愧），你的身体，是要赶快修理修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活着，还怕没有事情干吗！何必急得那样子，像来不及了似的，白天忙了不算，还磨夜呢。”说到这里，老方好像不耐烦了，简单明白地插话道： “我睡不着。”
我不甘心地说：“睡不着，就吃点安眠药，总不能任它去，一个人有多少精神呢……”我还想说下去，忽然被老方睁大的眼睛盯得有点吃不消，好像他在责问我： “你刚才声明‘不说了’，还噜嗦什么？”我连忙闭上了嘴。
这时候，老方才把眼睛望着别处，毫无表情地说：“我只想再活五年。”
“五年？”老刘大声说，甚至站了起来：“你这个聪明人，给什么迷住了心窍？你今年几岁了？四十六，比我小八岁，难道连我这点年纪都不想活？孩子还小，老婆还年轻，你能死了吗？”老刘说着，忽然愤怒起来：“‘四人帮’要整死我们，我们都挺过来了，那时候，我们就是不死，要活着看到他们垮台，这不是，他们垮了。告诉你一件真人真事，省委书记老周被关起来的时候，‘四人帮’想害死他，又不敢下手，他们一面装腔作势，告诫他不许自杀，一面却在关押他的房里放了绳子、小刀、安眠药、敌敌畏……诱他上钩。可老周哪，就不上当。你想想，你还能……” 说到这里，老刘忽然像想起一件大事似的，连忙看了看表，说：“总是为了你，又过了五分钟了。”说罢转身就走，还连连回头说：“你想想，你舍得，我还舍不得你呢。”
我也看了看表，二十一点过五分，唔，不错，老刘上床的时间是二十一点，真超过五分了，这是难得的、三四年来，老刘定了个作息时间表，执行得极严格，他的身体明显地健康起来。唉，假使老方也能像他那样，何至于叫人担优呢！
老刘走了，我又不敢再讲话，沉默了片刻，老方站了起来，一面走，一面咕噜道：“我只想活五年。”
他一点也没有听我们的劝告。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