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了半天的货，挣了十五块钱，这个时候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
从食堂出来，他又看见了阿灵，她也从食堂出来，手里拿着一个馒头，一边走一边吃。士心忽然就明白了为什么阿灵会在课堂上晕倒，为什么医生说她营养不良。这个时候士心开始自责起来，其实他早就应该知道，这个清秀的女孩子一直都穿着很朴素的衣服，背着一个很旧的书包，脑袋后面扎着一根马尾辫子，头上没有一点点修饰，他应该知道她是一个和自己一样清贫的孩子。自己住院的时候来探望的人不多，阿灵却是去得最多的。那段时间这个外表文静但很调皮的女孩子给了他很多快乐，陪他度过了很多个寂寞无聊的日子，自己却一点也没有留意这个关心自己的女孩子。
他走过去，站在阿灵前面，阿灵就停下了脚步，依然把手放到背后，默默地咬着嘴唇不说话，全然不是那个调皮的女孩子。
拦住阿灵之后，士心倒不知道该做什么了，不好意思地笑笑，说：“一起吃饭吧。”
阿灵默默摇摇头，转身就要走。士心急了，冲着她就喊起来：“你怎么总是吃馒头啊？没听医生说……”他忽然发觉食堂门口很多人都看着自己，就放低了声音，“医生叫你多吃点有营养的东西，你忘记了？”
阿灵看看他，红着脸点点头，急急忙忙走了。夕阳依旧照着她单薄的身子，白色的旧风衣的衣襟在晚风中起起落落。士心望着她远去的身影，端着饭盒默默地朝宿舍楼走去。阿灵已经不需要说明什么，那个眼神已经让士心很明白，这个女孩子和自己一样贫困，甚至可能比自己还要贫困。这个校园里到处都是贫穷的身影，但是每顿饭都靠一个馒头将就的人也许只有阿灵一个。
回到宿舍，士心还是觉得不踏实，但他不知道能做什么。翻来覆去想了半天，把饭盒洗干净了，跑到食堂买了一份红烧肉，打了二两米饭，一路小跑到了阿灵的宿舍楼下，把饭盒放在传达室的窗口，叫看门的阿姨把阿灵呼下来。阿姨冲着传呼器喊了阿灵的名字，阿灵在楼上答应着，士心就放心了，交了一毛钱传呼费给阿姨，叫阿姨把饭菜交给阿灵，自己跑出了楼道。
他已经托了很多人给他找工作，自己也到处寻找。但学校里处处是找工作的学生，一份收入不多而且很辛苦的工作往往成为很多人竞争的目标。学校的勤工俭学办公室会提供家教之类的工作给学生，但是每份工作的介绍费要二十到五十元，而且就算工作不合适也不退钱，所以士心从来都不去那里寻找工作。
找了很多天都没有着落，这让他很沮丧；但他不敢懈怠，因为借同学的钱要尽快还上，母亲治病也需要一笔数目不小的钱。所以他决定到街头去寻找工作。
他从学校的商店买了一张大白纸，裁成四块，挑了一块在上面用毛笔写了“师大家教”四个字，贴在一块硬纸板儿上，挂在自己那辆破旧的自行车上，骑着车就出发了。他曾经看见有大学生在街头举着这样的牌子寻找工作，不知道这样的方式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但即使有一点机会和希望，他都要尽量争取。
这是一九九五年的春天，街边的柳树还没有吐出最初一抹绿芽，但扑面而来的风已经变得轻柔了许多，全然不象过去一个冬天的风那样肆虐。北京的冬天气温并不是很低，但是风很大，冰凉的风直往衣服里钻，让人感到凉意刺骨；春天风也很大，而且绵绵不绝，但终究温柔了很多，让人不觉得那样厌烦。
士心骑着车走在温柔的风里，嘴里还哼出一段一段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名字的歌曲。每次出去劳动的路上，他总是这样哼哼着，一种激情似乎激荡在他的胸腔里，让他觉得浑身都充满力量。劳动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从五岁那年第一次出去到大河滩里捡骨头到现在，他生命的轨迹里似乎一直伴随着劳动，劳动能让他为家里尽到一分责任，能让母亲为儿子感到骄傲，也能带给他一种内心的安宁和踏实。他喜欢劳动带来的那种愉悦，也喜欢劳动之后手里捧着自己挣来的钱再把它们几个家里的时候的那种幸福的感觉。
他先到了西单，刚刚把车子和牌子摆好，执勤的人员就来了，什么也没说就叫他赶紧走。在繁华地段摆摊设点必然要遭到赶撵，对于这个他再熟悉不过。他家里的那个小摊这几年不知道曾经多少次被城管掀翻，也不知道多少次母亲守着被砸坏的摊子默默垂泪。北京是大城市，虽然执法的人未必能像家乡的那些虎狼一样的城管一样凶悍，但沿街摆摊一定会遭到干涉，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不是急需找到工作，他一定不会贸然举着牌子到街头去寻找工作，毕竟沿街摆摊是违反规定的事情。
他骑车到了安定门的过街天桥上，那里人不是很多，附近有一个地铁出口，从里面出来的人大多乘坐地铁上下班的人，而不用骑车穿梭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家境都略好一些，愿意给孩子请家庭教师的人比较多，同时还有很多在公司里上班的人也大多坐地铁上下班，说不定能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工作。
他身上仍然穿着那套中山装，这一身灰突突的衣服在这个季节里穿在身上很温暖。士心手里拿着一本书，站在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