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都失声痛哭。而他的奶奶则发了疯般在地上乱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奶奶将孙子的死因归咎于医疗事故，而将院方告上法庭，是荒谬而不近人情的，甚至多少有点恩将仇报。院方的愤怒完全可以理解。鉴于孩子的父亲一年前惨遭杀戮，凶手至今没有抓到，大夫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来挽救孩子的生命。不仅免除了所有的医药费用，而且还在医院的职工中发起了募捐。虽然捐到的钱并不多，可这在医院的历史上已经是破天荒的事了。老奶奶根本不能接受自己的儿子和孙子相继离去这一事实，抱有“这个世界上的人全部都死光了，我的孙子也不能死”这样的顽固的信条。她缺乏必要的医疗常识，认为只要移植了骨髓，孩子就能康复。另外，她也需要——钱。
案卷中有一份徐景阳与当事人笔谈记录的打印稿。在这份打印稿上端的空白处，景阳留下了这个老太太详细的家庭住址，她的钱姓邻居家的电话号码，一副草图，简明扼要地标出了村庄的位置和行车路线。图旁还有一行小字：
尽量不要在村里的“华强小吃店”吃饭，那里的面条中有一股怪味，有点像肥皂。
景阳是一个理想的合伙人。周到，细致，温文尔雅，而且充满理性。在这份长达十多页的谈话记录中，那个痛失儿孙的老太太大概是不愿意提到“死”
这个字，也未用“故去”、“走了”一类的替代性词汇，每当她提及孙子离去这一事实，她一概使用“牺牲”这个词。比如说，我的孙子，我那宝贝疙瘩，已经牺牲了三个月零十七天了。而一丝不苟，凡事力求客观严谨的徐景阳，对她的话照录不误。
家玉不由得想起她与端午的一次争论。
那时，他刚刚写完一首长诗，题目就叫作。那段时间，端午简直被“牺牲”这个词迷住了。按照端午的看法，每个时代都有难以统计的牺牲者。正是“牺牲”这个词的出现，使得我们司空见惯的死亡的实际含义，发生了某些变化和升华。它所强调的恰恰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它所指向的目标和意义。端午举例说，在远古时代的宗教和巫术活动中，被送上祭坛的牺牲者，不管是动物还是人，都是肃穆而神秘的仪式的一部分，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些牺牲者在不同的时代之所以会被挑中，据说是因为他们的纯洁无瑕，比较适合神灵的胃口。他们被当作礼物送出去，换来的是风调雨顺，阴阳谐和，四时吉祥。牺牲，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文明的一部分。即便是在革命时代，为了达成某个或具体或虚幻的目标，一茬一茬的牺牲者长眠于地下，化迹于无形，但他们的名字因被写入胜利者的历史而留了下来。即便是那些无名的牺牲者，也得到了恰当的处理。他们往往被吸纳于一个概念性的符号（比如烈士和纪念碑）中，而得到缅怀和纪念，从而象征性地融入到历史之中。
而在今天，牺牲者将注定要湮没无闻。
形形色色的个人，因为形形色色的原因而不明不白地死去。不幸的是，他们都死在历史之外，属于某个偶发性事件的一个后果。甚至没有人要求他们作出牺牲。他们是自动地成为了牺牲品。究其原因，无非是行为不当，或运气不好。
没有纪念。
没有追悼。
没有缅怀。
没有身份。
没有目的和意义。
用端午的话来说，就像水面上的气泡，风轻轻地一吹，它“啵”的一声就破了。有时甚至根本听不到任何声音。他们的牺牲强化了幸存者的运气。他们的倒霉和痛苦成了偷生者的谈资。而牺牲者只有耻辱。
在端午看来，正因为今天的牺牲者没有任何价值，他们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牺牲者。这句话有点不太好理解。
实际上，家玉完全不同意丈夫的看法。她认为端午成天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思考着这些阴暗的问题，对健康没有什么益处。而且，丈夫对社会的观感过于负面和消极。好像中国随时都会崩溃。
“崩溃了吗？”她严厉地质问端午。
“没有。”她自己作出了回答。
丈夫之所以这样悲观，其实完全是因为他拒绝跟随这个时代一同前进；为自己的掉队和落伍辩护；为了打击她那点可怜的自信。他哪里知道，为了维护这点自信，为了让自己活得多少有点尊严，自己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
丈夫把那首刚刚完成的给家玉看。可家玉只是匆匆地扫了一眼，就把它扔在了一边。无聊。她说。端午老羞成怒地叫道：
“你至少应该读一读，再发表意见……”
“哎哎哎，叫什么叫？别总说这些没用的事好不好？你难道就没有发现，马桶的下水有些不畅？打个电话叫人来修一修，我要去做头发。”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当她在阅读这份案卷，想到那个手里攥着父亲的衬衫而死去的孩子时，她的胸部一直在隐隐作痛。她流下了眼泪，不光是为那孩子。她觉得端午当初的那些话还是有几分道理的。当然，她也本能地想到了自己的未来。有点不寒而栗。
近来，她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