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名字是张世棋，淑英糊里糊涂地成了张世棋太太，没有证件的女儿黄爱芬也就叫了张爱芬。淑英心知肚明世上原来另有一位张太太，还听说过是上海租界闻人金八爷家的二小姐，可是汶祺，不，到台湾改叫世棋，交代自家经历的时候选择性含糊，可能造成误导，所以淑英的理解是张家的人，包括世棋的妻小，都留在老家，而且凶多吉少，一大家子多半都不在了。
只身出逃的世棋，在上海把身上所有都拿出来买了淑英母亲商大娘的那张船票，现在西装裤口袋往外一掏，就生出清风吹得动的两只小白翅膀。可三人结伴逃到了台湾，难中就是一家人了，淑英只能把体己拿出来做家用。三口之家就在台北西门町和旧名艋舺的万华交界一带落脚，租借了在地人分租出来的一间房，一九四一年出生的张爱芬报低一岁，就近入了小学一年级。世棋常常出去转悠“找生意”，淑英也拿出少年时候在臭气冲天公共租界弄堂里吃苦的经验和精神，找出件布旗袍穿上，用条手绢把头发往后一扎就在骑楼边上用煤球生起火来。
不像淑英他们住的街这边一排三层旧楼，虽说也破也挤，到底还住的是正经房子。窄窄马路对过沿着铁道的一溜，却都是因应国民党迁台带来的人潮，铁皮烂木草草搭建，挤满了难民和摊商的棚屋。淑英正对门租给好几户群居的棚屋中一家姓韩，也是三口之家，丈夫早出晚归踏出租三轮车，女儿比爱芬小几岁，还没上学。几家合住的房子又小又闷，除非下雨，人高马大的韩太太总带着女儿在屋外起居，举凡烧饭、洗衣、串门、夫妻打架都在街边进行。韩太太穿一身本地人的碎花衫裤，可是高出众人一头，深目高鼻，五官分明，看起来有几分唐代壁画中胡人的气概，逢人自我介绍是“穆斯林”，可是邻居多半“莫宰羊”（闽南语“不懂”之意）。她对面望见淑英生个火也鸡手鸭脚，就带着女儿过来搭讪帮忙，淑英听说来人是“穆斯林”，就客气地说：“啊，那韩太太您不吃猪肉的！”一边把有一小块猪肉在内的菜篮移开，一边说：“这外边买来的菜不干净，给您挪一边儿去。”韩太太发现对门邻居知规识矩，还体贴入微，而且两人“同声同气”，马上要认同乡。淑英这个冒牌“大北京”这下算遇上了个正牌“大北京”，不过淑英自认家乡上海，基隆上岸时籍贯也是这么填的，可是遇上了热情的邻居，不忍扫兴，何况现下也算是北平人之妻，就也热情回应。
韩太太叫翟古丽，个性豪爽纯朴，待人热诚。相较满街长得矮矮小小言语不通的南方人，古丽一直嚷嚷在台湾碰见个北方人难得，遇到北平人那就是见了亲人，连彼此身世都没问清楚就喊“大姐”。可是实际年龄比刚满三十岁的淑英还小一岁的古丽，看起来起码大五岁，淑英不好意思认妹妹，就也叫“大姐”。古丽说自己名字是她姥姥那边家乡话“花”的意思，后来爱芬就叫她“花姨”，淑英叫“花大姐”。
花大姐手脚利落，力气大，起锅生火擀面造饭都是一挥而就，可是丈夫卖劳力收入微薄，每天不一定都赚得到小菜钱，淑英多年疏于练习做不来家事，哪怕晓得花大姐选购食材禁忌多，还是出钱搭伙。虽没有正式的雇佣关系，可是花大姐替自己赚了菜金，淑英也有人帮忙，两位先生虽只维持点头之交，两位太太却成了好姐妹。
在上海长大的淑英很习惯听男人说出去“找点生意做做”，只有时会问一句：“找到生意了吗？”暗示是时候世棋该出点家用了。可是外室出身，淑英有一般元配太太没有的好习惯，就是不问长问短，盘查行踪。世棋每天都衣冠整齐地出门，淑英不知道他出去做什么生意，只知道就在她耐心渐失，收音机里来来回回报道着南北韩要签停战协议的时候，世棋回来告诉她，准备搬家。
“搬家？”淑英吃惊地望着面有得色的世棋，问道，“要搬到哪儿去？爱芬上学怎么办？”
世棋拿出一张房产抵押契约，说：“台北才多大点儿地方？远得到哪去！这房不错，够大，前后还有院。爱芬上学就包老韩的车吧。完了也算帮帮他们家。”
淑英笑得像当年英子看见“二少爷”那般灿烂，用连自己都忘了曾经有过的甜滋滋的声音说：“你发财啦！这房多少钱押给你的呀？”
世棋迟疑了一下，说：“打麻将赢的！”他像当年一掷千金，讨相好欢心那样地把手一挥，豪气地道：“好了好了，问那么多烦不烦！早就想搬了，这儿住着像个啥样！你就把这张纸收好，完了咱们赶紧搬家。”
新家过了公园还要往东。纵横几条街都不长，可是林荫森森，仿佛无风自凉，两排间隔甚远的红门灰墙后面都有绿树冒过墙头，未待走近就听见鸟叫虫鸣。和原先住的，俗称西门，其实是从小南门纵走到北门的铁道旁，棚屋、骑楼交错，商店、住家混成一片乱糟糟的地段，虽然相去不远，却如同两个世界。当时东门和西门之间有一片以临时行政主管部门和随国民党迁台的各“主管衙门”为核心，后来叫“博爱警备管制区”的地块，在台湾戒严初期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军政要地。这个管制区的外围有很多带院落的日式房子。这些房子多是国民政府战后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