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也嗲声嗲气，手也总是塞在裤兜里不往外拿，话中不断地冒出一些乡村女人难以理解的新名词，令老母亲和姐姐吃惊。自然，最尴尬的还是大姑娘，妹妹似乎早憋足了心劲，就等着这一天图得报复，那眼角总是不屑地瞟着姐姐，叫姐姐越看越不自在。
傍晚分手时，矛盾终于公开化了。二姑娘从裤兜里怏怏地摸出一迭票子，当着父母的面搁到桌子上，对姐姐和姐夫说：“前二年受苦时，吃过姐家二斗三升面，八升小米，我都记着，现时，折价一次还清，我也去了心里的疙瘩。”
吴玉山愣住了，连连摆手，烧臊得脸孔赤红，像挨了一记耳光：“这算说的哪儿的话……”
妻子煞白着脸，早已不能忍受，抓起票子，一把甩出去，满屋都是飞舞着的人民币：“你男人当官了，你当官太太了，俺不眼红！甭在我跟前摆阔耍烧包！我那二斗三升白面，八升小米，全当喂了狗咧！喂给了一条喂不熟的狗……”
姊妹俩当面骂了起来。
从此，姐妹俩绝了往来。遇人说起家道，吴玉山和妻子，谁也不要提起这个挑担和妹妹，他只是零零星星听说过，挑担在解放后的十几年里，官儿从小到大，不停地往上升，至于升成几品，他也搞不清。他本来就对城里政府的官职称谓粘粘糊糊，分不清高低。他和妻子已经有了两儿一女，虽然不易，却还保持着一个小康的状态。他人极忠厚，平和，有一个中农成份，也不能在村子里当什么干部。他凭了勤谨和忠厚，人缘也好。列论谁在吴村当干部，他都是最可靠的社员，从不使好捣蛋，人叫他“老好玉山”，他欣然领受，不管属褒属贬。一些技术性极严格的活路，譬如撒种，譬如培植稻秧，非他莫属。另有一些脏活累活，干部指派不动气壮声硬的贫下中农，往往就指派吴玉山去干。他不拨不挑，干了，干了也就挣下了大工分。无论技术性很强的农活儿或人人讨厌的脏活，都是生产队的高工分，别人也说不出意见，他的日子倒是混得严严窝窝。这样，两口子憋着气儿，从来也不去求妹妹和妹夫救助什么。
物换星移，江河改道，世事变迁——什么事都不会永远一成不变。
吴玉山被敲门声惊醒，再一听，确实有人敲门，一动脚，先蹭醒了睡在火炕另一头的老伴。老两口穿戴齐备，先后下炕，为了防备不测，玉山顺手捞起一根木棍，走出里屋，轻步走到街门口，由老伴先发问：“谁呀？”
门外传进一声陌生而又颤惊的声音：“是我，姐。”
“你是谁？”吴玉山摸不着头脑。
“我是建国，姐夫——”
老伴“哗啦”一声拉开门栓。
老两口拥着妹夫走过院子，进入里屋。电灯光亮里，才真正使吴玉山夫妇吃惊了，不由地同声惊叹出一声“妈呀”来。妹夫郑建国，脸上结着血痴，一条腿跛着，头发蓬乱，形容憔悴衣服肮脏，邋塌不堪，真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了。
“我遭难了。”妹夫坐下来，咕咕咕喝下一碗水，才说了话，“我今黑要是逃不出来他们就把我打死了！”
无需再细问什么，老俩口就知晓了七八成，乡城里外都在闹造反，妹夫在省城当官，大半也是逃不脱，老伴已洗手和面，他给妹夫打洗脸水。
妹夫在他家后院储存柴禾的小房里藏下来。
他不无担心，完全深知此种行为的可怕后果，但不能把妹夫撵出去送给那些要收拾他的人。老伴似乎已不记前嫌，尽其所有，用细面给他调养摧残得令人伤心的身子。担心是难免的，而当那些胳膊上戴着红袖章的人乘车追寻到吴玉山的门楼下来的时候，他却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勇气。
“郑建国，我的挑担？不错，有这个阔亲戚。”吴玉山气呼呼地说着，骂了起来，“他当官为宦的时光，从也没踏过我的门槛！我至今也不知人家腰有多粗，官有多大喀！人家看不上咱穷亲戚，咱也不想沾他的光。他这回成了反革命，与我何干？我是有光不沾，有害不受！你们到村里打听一下，看俺村谁见过俺一家和郑建国家有一回亲戚往来？”
郑建国从柴禾堆下的红苕窖里爬出来，躲过了这一关。他住下来了，随之又被姐夫和姐姐转移到他们的大女儿家。
灾难把相违近二十年的姊妹和挑担的关系恢复了，真是患难见得姊妹情。
<er h3">三
似乎是对妹夫经受的灾难的补偿，起初官复原位，后来又升了，当着什么局长。
郑建国一出马上任，就把吴玉山的小儿子招为国家正式工人，后来在工厂恋下一个媳妇，小两口在居民楼上有一个虽不宽敞，却也安乐的小窝，避免了两个儿子分家争论家产的矛盾，令村人羡妒莫及。
两年分田自耕自收，吴玉山真是如鱼得水，囤里攒下成吨小麦，折子上摞下一笔小小的存款。庄稼人生活中有三件大事：娶媳妇盖房置田地，解放后只余下前两件了。吴玉山是个地道庄稼人，日夜思谋的大事，也不会超脱。不过土地虽分给他耕种，却规定不许买卖。女嫁了，大儿子也娶过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