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少得可怜，我正发愁这二百多亩秋田，真会成了卫生田哩！天又旱得秋苗发蔫。社员们思想散里散伙，大概对我并不抱什么希望吧！我急得东跑西颠，眼也红了，声也哑了。听说夜晚浇地的人把水放到地里，任水乱流，自己在渠岸上睡觉，我忍不住发火了，说了不少难听话，仍不抵事！
老支书给我把参谋还没找妥，就到公社参加什么学习班去了。我自己找了几个老农商量，有的说这样办，有的说那么干，有的干脆什么也不说——怕我把三队搞烂了，他们要落话把儿。
“缠马，快到公社找志德去！趁早把事卸了！”妈妈说，“再干下去，怕……”
“哼呀！你当那个队长好当？那不是抢篮球！”爸爸教训我说，“一百几十号劳力，二百多亩庄稼，那是闹着耍的？你，本事不大胆子大！”
我吃着饭，听着妈妈担心的劝说，爸爸的训戒，心一横：吃罢饭，上公社，找支书，不干咧——确实不干了呀！
主意一定，我赶紧吃饭。不料，一抬头，富农分子田学厚站在当面。奇怪，他找我能有什么事呢？
我问：“你有啥事？”
他答：“我来交思想改造汇报材料。”
噢，我记起了。按照马队长春天给队里严格立下的制度规定，四类分子每月逢十，三次向生产队长兼治安员汇报，月底给大队汇报，一季度末，向公社派出所汇报一次。今天逢十，我倒忘了。
我说：“你先拿着，我明天就不是队长咧！”
他说：“我得按时交，你今天还是！”
其实也无所谓，爱交你就交吧！
他从压着蓝布带子的口装里，掏出折迭着的材料纸，放到我搁着饭碗、菜碟的石桌上，转过身，走了。
我哪有心思看他的什么思想改造汇报材料！他放在那儿，我冷漠地瞧了一眼，连动一指头的兴趣也没有。
一阵风从大门洞儿吹进院子，打着小小的旋儿，把那份材料从石桌上吹到地上，翻了几个过儿，散开了。
我拣起两页写得密密麻麻的纸，又照旧迭好，却发现地上还散落着二指宽的一绺纸条儿，也就顺手拾了起来。
无意间的一瞥，纸条上的字吸引住我的目光，象磁铁吸住铁屑一般，眼睛就再也移不开了。
天呀，你猜这纸条上写的啥哟：
“水肥是关键，抓紧浇地，晚上要派可靠的人去。快组织劳力拆旧墙，换火炕，动手慢就跟不上了。妇女锄秋，搞成定额。其它杂活能缓就缓，你亲自出马抓水抓肥。甭慌！甭乱！撑硬！不敢松劲！”
我抬起头，不由地瞧瞧大门口，那个微微有点驼的背影早已消失。低头看看手里的纸条，硬胳膊硬腿的字迹，切切实实还印在纸条上。
怎么理解眼前的事呢？听说他过去当过大队党支部书记，四清运动给他扣上富农分子帽子那时候，我刚刚脱下开裆裤。我所看见的，已经不是在人前讲话、办事的当权者，而是终年挑着一对大桶，给队里挑稀粪的“富农分子”，冬天和春天，担粪泼麦子，夏天泼玉米。他做着这样一项单独的劳动，很少和社员在一起干活。我对他说不上憎恨，也不甚喜欢，按乡村延续下来的班辈儿，我叫他七爷。他给我写纸条，肯定是看见我狼狈不堪的样子了吧？
我把那两页思想汇报材料扔到桌子上，把写着生产安排的纸条儿，夹在一本从来未用过的红皮日记本中，这是不能让人看见的。
我觉得心里有数了，倒产生了一种试试看的勇气，忽然改变了主意，不去公社找老支书了。
我把妇女队长和记工员叫来，一块下到田间，逐块查看了苗情和草情，酌情定下了每一块地的工分标准。从后晌起，分组锄地，定额管理。妇女队长笑了：“缠马，这下你放心！嫂子五天给你完成任务！”
当天晚上，我指派了几个老实可靠的社员去浇地，果然，浇得又快又好。
拆旧墙换火炕的活也拉开了。
十天以后，全部秋田锄过头通，浇完头茬水，旱象解除了。在打麦场上，堆起了一座小山一般的大粪堆。
又过了半月，二百多亩秋苗，全部施过肥，眼见着三队的秋苗由黄变黑，由细弱变粗壮。大队检查评比的时候，流动红旗居然评给三队了。支书田志德老是皱着的眉头舒展了，拍着我的脊背：“崽娃子！没看出，你还有两手哩！”
社员们的赞扬就更多了。三队的社员增强了信心，人心齐了！调皮捣蛋的，偷懒耍滑的，也自行检点了行为。我说话顶话了！
我却总想打听、了解七爷的过去。劳动休息时，我往那些年老人跟前靠，渐渐地，我明白了：当我诞生到田庄的土地上的时候，田学厚带领田庄的贫雇农，早已把田阎王统治田庄的那一页灾难史翻过去了，崭新的一页正在他手中展开：为从田庄的街巷里彻底驱除饥饿和贫穷，他带头创办农业社，日夜奔忙，把自家田里的农活和屋里的家务耽搁了，真正是公而忘家！农会主任，农业社社长，人民公社田庄大队党支部书记——时代不断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