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入选，自觉十分庆幸。有一次下乡，我跟孟局长乘吉普车到秦岭深山一个供销社检查工作，长途行车，有点寂寞。我问孟局长关于用人是不是有“漂亮”这一条。他哈哈大笑，摆手否定，说是干部们瞎说，给他编排的笑话。可他笑毕，又漫不经意地说：“在我手下工作的人，要是有几个歪鼻呲牙的人，我就很不舒服。”
不管孟局长承认或否定这个传闻，而我看见的县商业局的二十几个不同年龄不同职务的男女干部，确实没有一个歪瓜裂枣，全都人模人样，或消瘦而却俊气，或魁梧而不显臃肿。最漂亮的当数那位女打字员了。我打第一天进商业局大院就发现了这位出类拔萃的美人，不仅商业局二十多个本来就人模人样的人难以与之相比，整个商业系统千余名职工里也挑不出能与之媲美的姑娘，说是整个县城里的一枝花也绝不会是夸张。
她的打字室在后排最西头的那间屋子里。那间屋子最偏僻，想必是为了不让那单调的嗒嗒嗒的打字机的响声干扰其它屋子里的干部的工作。然而那屋子却最热闹，客观上是它距灶房最近，每逢开饭时好多人就端上饭碗和菜盘踅到她的打字室里去用餐，一边吃着，一边聊着，大多的话题是冲着她开玩笑、逗趣。
孟局长也喜欢和她说笑逗趣，那既是一个长辈人对晚辈人的亲近的神情，又是局长对下属的超然的口吻，更具有浓厚的陕北人的憨实和风趣：“小凤，我给你瞅下个好女婿。”
她笑说：“你给我瞅下个猪八戒。”
“我真的给你瞅下个好人儿了，我们陕北人。”
“陕北净出猪八戒！”
“你这娃！陕北的汉子一个个都赛吕布，女子赛貂蝉……”
我没有向小凤献过殷勤，更没有兴致和她逗趣。好多人端着饭菜到打字室去进餐去讨开心的时候，我端着饭碗和菜盘照直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我对那些搜肠刮肚想出来的逗趣话十分反感，觉得乏味无聊，根本不值得一笑，甚至觉得他们纯粹是为了笑而笑。虽然在这一点上我不大合群，与小凤的接触还是多了起来，都是纯工作性质的。
我写下汇报材料、工作总结或会议通知，一经局长或有关科室领导签过字，送回我手上，我再把这些文件送进打字室交给她，说清楚需要打印的份数和完成的时限。她不看我，习惯地码着页数，然后扬起脸，又认真地点点头，表示接受了。我就说声“好”，走出来。
我正在屋子里看文件或起草材料，听到敲门声，她进来了，也不坐，站在我的桌前，把我刚刚送给她的那份需要打印的材料摊开，一页一页翻过去，找出那些划上了横杠的字，问我那是什么字。我让她坐。她说她整天坐着打字，倒喜欢站着。我把那些草字一一描清楚，她噢噢噢地点头，随之就拿上材料走出门去。时隔一小会儿，后排西头那间打字室里就响起嗒嗒嗒的打字机的声音。
这样的时日一长，我和小凤的交往就多了，交往多了也就熟悉了，熟悉了也就自然一些随便一些了。她进我的房子时不再敲门打招呼了，一推开门，匆匆走进来，娇声怨艾地说：“哎呀呀康秀才，你这字儿写得越来越好了，好得叫我越来越认不得了！”我喜欢听这种调子，那是一种对人信赖的调子，那声音是极悦耳的。我照例在她用红铅笔划了横杠的字旁边写上工工正正的楷书，甚至故意讥笑她太笨，连这种普通的草书字都不认识。她也不恼，自己也说自己笨，要是不笨就该坐到秀才的位上而不是整天去按打字机了。
我也在写得头晕眼花手腕酸麻的时候，踱出屋子，踅到打字室里去，起初托辞说要修改一句话或一个字，后来就无需这种自我遮掩，纯粹是去和她闲坐一会儿。她却并不停下手来和我闲聊。倒给我一杯茶后，她就坐到打字机前，右手按着打字机的压键，眼睛瞅着稿纸，把打字机的机头在字盘上推前移后，拉左倒右，发出嗒嗒嗒的响声，那脸上是一种安详而又妩媚的神情。那安详的神情是用来弹奏打字机的，而那妩媚的神情是用来听我说话的。
她这样不停手地忙着打字，倒给我提供了专注地看着她的机会。我可以长久地一眼不离地看她侧对着我的脸颊，又可以毫无顾忌地欣赏她细长的手指的灵巧动作。我如果会画画儿，我一定会照她的神情画下一张绝美的油画，那肯定是一幅按着打字机的……维纳斯。尽管我很讨厌浅薄之人在那些乏味的爱情小说里用维纳斯作比喻已经到了烂臭的地步，我现在还真的再找不到更美好的比喻了。真的，那按动打字机的指头像一件精美的工艺品，那眼里像是有两滴永不枯干的晶莹的露珠儿在早春清晨的草叶上滚动，那侧对着我的脸颊说不清有多大的魅力。我只觉得，如果让我从早到晚坐在这儿，我不会再向往这屋子以外更引人有趣的事。
打字机嗒嗒嗒的响声，从后排西头那间屋子敞开的窗户里飞出来，像山间湍流的泉水叮叮咚咚，敲击着我的心，又像是一支轻快舒展的小提琴独奏，奏出了青春的骚动。我打开窗户，让那动人心魄的响声全部倾泄进我的屋子。
她也不单是向我问字才到我的房子里来，在她打字打得困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