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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事情已经明朗，聂士成也表明了他的态度，下面何长缨所要做的就是提前布局，应对其后将要出现的困难局面。
山海关险恶的战局，既然何长然能够看出来，聂士成也看出来了，——不过他寄希望于赌。
何长缨不相信这个大清朝就没有几个明白人，都看不出来？
不过这些人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就是在背后借机谋划着自己的好处。
对于这个国，对于下百姓的的流离生死困苦，除了风月窑子喝酒时，吟诗作对需要摇头晃脑的装模作样一番，甚至挤出两滴鳄鱼的眼泪。
其实又有哪个是真正的在意过？
国视民如草芥，民视国如寇仇！
这也是为什么在6年后八国联军攻击燕京，大清的百姓雀跃的帮着拉船，运军火，指路，卖吃特产，捞银子。
白了今儿这场清日大战，一开始是帝党逼着北洋跟日军打，大伙儿在一边搬凳子，嗑瓜子，顺便还下绊子，抽梯子的看热闹大戏。
后来北洋不行了，就换了皇上帝党上擂台，继续和日军对打。
半吊子拳手光绪，先是在威海卫请了连丁汝昌都比不上的马格禄，主持北洋水师。
又在津门请了抽大烟的刘坤一，来代替尚算精明的李鸿章。
然后又在一旁又指手画脚，连出昏招。
这仗要是能打赢，那才真是出鬼了！
1月1号，熊凯玉带着何长缨的命令，回到津门。
日军舰队封堵渤海口，频繁轰击蓬莱城，却放着近在咫尺的烟台视而不见，显然不是他们眼盲。
前些，何长缨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并且展开了更深层次的扩展类比联想。
西洋历1861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根据《津门条约》清政府把登州辟为通商口岸，英方勘察代表认为登州‘滩薄水浅’，选择了莱登东南百里处烟台的芝罘湾为通商口岸。
之后经过了三十三年的建设，美英法德俄，意大利，奥匈帝国——，先后有17个国家在烟台设立领事馆，洋学堂、洋行、洋医院相继在烟台建立。
洋货洋品也相继由烟台上岸，再走陆路运往大清内地；大清的花生、大豆、丝绸、矿产等土特产也由烟台出口海外。
在何长缨的猜想里，应该是因为西洋各国在烟台有着重要的经济利益，所以日军的舰队根本不敢轰击烟台。
或者，日舰八重山那次对烟台的短暂示威攻击以后，日军政府受到了某些西洋国家的警告，从而不敢对烟台开炮。
除此之外，根本就解释不通这个事情。
在何长缨的记忆史料里，因为东洋国民雌伏于强者的性，此时的东洋国，从百姓到大臣军人乃至明治，都远远比大清朝要更加的惧怕洋人。
好歹大清还和英法打了两次鸦片战争，十年前在中越边境，福建马尾，台湾基隆，也和法兰西大打出手。
大清朝的官员在和洋鬼子打交道时，基本都是连骗带忽悠的哄着玩。
不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被大清的官员忽悠的气急败坏，火冒三丈的英法两国，也不会远赴万里花费巨额军资，来打第二场鸦片战争。
包括十年前的中法战争，起因就是法兰西想吞并越南，大清政府不愿意，派出军队进驻越南，让后双方都憋不住的开始大打出手。
这是大清朝廷官员们，对西洋的态度，——能糊弄就糊弄，糊弄不过就翻脸，大打出手，打不过就和谈，谈完了签了条约以后，继续糊弄。
而大清的百姓们，则是明显要光棍的多，一句话那是打心眼里面的鄙视，瞧不起这些西洋鬼子们。
看着这些金发碧眼，满嘴鸟语，穿着西装，手提打狗棍的交火，简直就是传成地狱里面的妖魔。
这也是在1870年那场津门教案中，为什么津门的百姓们一呼群应，敢焚烧教堂和法兰西领事馆，杀死19名洋人和0于名中国的信徒。
包括六年后的义和团，数百万百姓席卷鲁东直隶，把大毛子，二毛子，几乎屠戮一空。
这一切，既是大清百姓恨这些洋鬼子的表现，也表明了这时的老百姓还真不怕这些洋鬼子。
总之一句话，这时候的大清的官员和百姓，还多少残留着‘朝上国’的优越感，见到‘洋大爷’，基本都还能挺直自己的脊梁。
反观东洋，完全则是另一种反面类型。
在185年的‘黑船事件’中，东洋被当时北美洲的新兴国美国一脚踹开国门，被逼签订了屈辱的日美《神奈川条约》。
见识了洋大爷的威猛，东洋全民高举‘脱亚入欧’的大旗，从此顺服的走上了，舔洋大爷腚沟子的不归路。
此时还只有八岁的美国才美女鲁斯·本尼迪克特，将在4年后写下了一本《菊花和刀》，深刻的剥析了东洋的民族性。
这本书何长缨如雷贯耳，可是还真没有看过，印象里似乎就是东洋人格的两面性。
见了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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