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的深沉狠毒的姓格，使得他母亲一直不喜欢他，而喜欢他弟弟叔段。郑武公册立世子的时候，武姜就极力反对，想要武公立叔段为世子，但郑武公没有同意，他按老习惯立了长子寤生。
武公死后，寤生继位做了国君，这就是郑庄公了，母亲武姜对做了国君的大儿子仍然厌恶如故，她千方百计为小儿子叔段谋利益，利用自己的身份要郑庄公将京邑封给叔段，京邑辖地人口多、物产丰富，邑城又高又大，封叔段在这儿，隐然有一国二主的嫌疑，但郑庄公同意了。叔段于母亲的支持下，在京邑招兵买马，扩充实力，郑庄公却假装不知道，大臣跑来告诉他，说不制止叔段的话，后果不堪设想。郑庄公却坚决不制止，还说什么“多行不义必自毙”，让大臣们不要管，等着叔段自毙。
叔段在庄公的默许下，不断扩充势力，他后来又向庄公提出，要将自己管辖的范围再扩大，庄公也答应他了，将西北边境一带的地方以及两座城池一并交给他。于是叔段的野心进一步膨胀，招兵买马的速度也开始加快，等到他认为力量已经足够大，他就举旗造反了，率兵攻打首都，而母亲武姜则做他的内应。
等到这时候，郑庄公才开始反击，一举就将叔段打垮了，逼得他逃往外国。原来早在叔段招兵买马时，老歼巨猾的郑庄公就想好了对策，他派自己的亲信人马装成流民去投奔叔段，在他的麾下当兵，叔段以为自己兵强马壮，却不知旗下的兵马多是别有用心的哥哥派来的，双方一打仗，叔段哪有不败之理。
郑庄公可能早看到了叔段在武姜的支持下，对自己有严重威胁，但叔段没造反之前，他驱赶叔段或者杀了叔段，都会背负不好的名声，所以他干脆就鼓励、怂恿、默许叔段犯错，给他创造条件让他犯错，等叔段起兵造反，这错可是犯得无法挽回了，此时庄公才放心地笑了，一举将他的势力迁灭，将他驱赶出国，既除了害，还半点坏名声也不落，母亲武姜也因为支持叔段造反，被庄公以此为借口将她撵出了京城，软禁起来。
让别人犯错，给自己制造借口，这是郑庄公的权谋。后世的聪明人将这个权谋进一步简化，进一步降低实施的难度，简化到现在，几乎所有的聪明人都会运用这种方法了，同时，在具体实施上，也有了很多变种，在很多时候，让人犯错并不一定就是为了整治这个人，而是在别人的错误里为自己谋利，有点类似于让别人在火中为自己取栗，火没烧着别人的手，那是他的幸运，烧着了，聪明人自己是感觉不到疼的。
当然，既然是权谋，不可能如此简单，让人犯错也不能是傻等，还得有手段。这第一个手段就是逼人犯错。
逼人犯错，只能是大哥逼小弟、上司逼下属、上级逼下级，没有反过来的道理。也就是说，逼人犯错，只能是高位对低位、强者对弱者才可以施行，而逼人犯错，虽然原因多多，但最主要的前提是对自己有利，能在对方的错误里得到好处，不然，逼人犯错就没有意义了。
有很多与“逼”字有关的词语，如“逼上梁山”、“逼良为娼”等等，这些词语和“逼人犯错”很相似，但不完全一样。逼人上梁山，是通过“逼”来掠夺利益，或者消除隐患，而人上了梁山，则是逼人者所不愿看到的，对逼人者也是有害无利。逼良为娼也是这样。而逼人犯错，逼的过程不是掠夺利益的过程，人犯了错，逼人者却可以从他犯的错中得利。所以，逼人犯错的重点在于“错”，“逼”只是手段。
在历史上，有很多帝王在感觉到臣下潜在的威胁后，往往比较难以处置，因为威胁是隐姓的，臣下并没有造反，也没有做什么错事，此时杀他、关押他，不好找借口，没有借口就杀人关人，容易引起人心恐慌，也会让其他大臣心中不服。但又不能消极等待，让那个臣下有足够的时间准备造反，这时，帝王就必须大耍权谋，通过各种办法逼那个臣下造反，让他感觉非造反不可，等他仓促间举起反旗时，帝王立刻实施反击，将他捕杀，以绝后患。
金庸先生在《鹿鼎记》中，很形象地描写了康熙逼吴三桂造反的过程，其中康熙怎样从容布置，韦小宝怎样散布谣言，写得活灵活现的。这个故事可以视作逼人犯错的范本，不过，在现实中，还有一种另类版本，逼人犯错后并不追究犯错人的责任，逼人者只享受犯错人的错带给自己的好处，在犯错人可能受惩罚时，逼人者还会尽量为他开脱——现在官场不比当初动乱时期，讲究留一个余地，尽量不往死里弄，要不然万一今后自己走了背运，人家也对自己这么狠，那就不妙了，与人方便，才好自己方便。当然，形势太严峻无法保他时，那就只好舍卒保车了。
在某些聪明官员假造政绩、谎报各种指标时，就常常采用逼人犯错的办法，逼下属按他的需要填报数字。这种逼的情景，往往极为可笑，比如，已经是12月了，一年即将结束，可是，目标任务只完成了全年的70%，甚至只完成了60%，本来目标就定得过高，是领导拍脑袋拍胸膛定的，但领导需要这个目标，这个目标对他来说很重要，于是到了12月快填年报的时候，领导就召开会议，声色俱厉地给下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