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和超大型的国有企业相当一部分是在东北。
第二个贡献是向其它地区的国有企业提供了管理干部和技术工人，像现在的东风汽车厂，它当时相当一部分熟练工人和管理干部都来源于一汽。我国后来发展的几个大油田，它们的骨干也都是从大庆调去的。包括东方的宝钢，相当于一部分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也是来自于鞍钢。
主持人：如此说来，中央政斧就应该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承担一些责任，提供一些优惠政策，可不可以这样说？
萧宸：一定意义上可以这么说。首先是历史的欠账，这包括几个方面，一是离退休工人的社会保险，在这一点上中央态度很明确，就是说对辽吉黑三省的历史欠帐尤其是社保这一块，中央要有一定的支持。
另外一部分是重大项目的技术改造。长期以来，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技术装备落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原本有一部分的积累应该转化为技术改造的投资，当年是被当作利税全部上缴上去了，而现在需要技术改造的时候又没有了投资来源。这方面中央也应该考虑给东北一些支持。
主持人：如何看待东北的下岗、失业问题？
萧宸：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下岗、失业问题的确有些严重，但是，我并不悲观。这些下岗工人都是熟练劳动力，在企业的技术升级改造后，这些工人会很快通过培训适应技术的变化，成为不可多得的人力资本。当然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进行体制转换，才能激发出活力。同时，从这里也能看出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的紧迫姓，如果再过十年，这些熟练工人就会接近或达到退休年龄，再培训的可能和作用就不大了，不但不能转化为人力资本，而且还会成为沉重的社会负担。
主持人：你认为中央政斧的投入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来进行？
萧宸：我觉得文总理在辽安和祥林的两次座谈会上把中央的思路应该表达得比较清楚了。他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要有新思路、新机制、新体制和新方式，我的理解就是，要把过去建立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老的工业基地，转换为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的工业基地。
按照这种思路，中央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投入，就不可能像过去一样进行简单的财政拨款、你上项目我来投资。而是对刚才所说的历史旧帐，包括对一些资源型城市中的沉陷区的环境治理——主要集中在辽安的一些以煤炭生产为主导产业的资源型城市，由于多年的开采，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中央要拿出一部分钱来。其他的投入就应该按市场的机制来进行，即便一些重大项目的技术改造，恐怕也应该是以市场经济的方式来运作。
东北地区的企业和政斧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在是21世纪了，在经济全球化和华夏已经加入wto、市场经济深入人心的情况下，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就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思路来发展。我们绝不能像以前那样，简单地向上面要钱要项目。有媒体说，“不能新瓶装旧酒”，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主持人：近期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上会有哪些比较重大的举措？
萧宸：我想中央在提出方案以后，应该会提出一个规划。这个规划一是微观到企业层面上，一些大型超大型企业的技改项目恐怕要做出一些相应的规划；二是针对一些资源型城市的转型，现在中央在辽安的阜新搞试点，今后恐怕要在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向其他资源型城市推广；三是社会保障的改革，现在已经在辽安搞了，试点成熟时，很快会在祥林和龙江搞；四是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中央政斧和东北三省的省政斧都要有一些相应的规划。
既然[***]报告已经明确了两个支持——支持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建设和改造，支持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及其转型。国策已经定了，那么下一步——虽然不好预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中央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作为一个战略举措来抓，今明两年在改革开放上应该有一些大的举动。
主持人：地方政斧在振兴东北中应该如何发挥作用？
萧宸：这一点可以借鉴南方地方政斧的成功经验，政斧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主导作用，这种主导作用不是直接干涉企业的投资、人事、经营等决策，而是通过改善企业运行的市场环境推动企业的发展，从金融、财税、法制和其他社会服务方面改善投资环境入手，为企业服务。企业行为应该由市场引导，由企业家决策，而不是政斧直接立项投资。
主持人：企业自身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改变？
萧宸：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有企业应该借助这次改革的良机，努力进行体制转变，加大技术投入，建立自己的技术研发机构，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支持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同时，建立合理的分配机制，尤其是技术、管理人员的分配机制。加强与大学、科研机构的联合，使科研与企业相衔接，促进技术创新。
主持人：既然要以市场机制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否意味着国有企业的大量转制？
萧宸：我觉得应该有这个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