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改革”却只是为了“出线”，它一直在隐约地违背着大的华夏经济改革方向，央视一位名嘴说得耐人寻味：华夏经济改革的方针是“用改革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而华夏足球却是“用倒退解决改革出现的问题”。
所以在萧宸看来，这其实是因为它只是政治经济下面一个民俗化道具，一遇风吹草动就风紧扯乎，当曰本足球在“明治维新”时，我们在“洋务运动”，所以他觉得根本不必再美化“红山口”，如果让他通俗地比喻就是，郑老说“摸着石头过河”，目的还是为了过河，但体育总局却要求华夏足球“摸着河过石头”，目的是不是为了过河而是为了过石头。这么多年来华夏足球的倒退，不仅是因为有一个根本不该管理足球的体育总局在上面，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始于1952年的高于体育总局的体育理念。华夏体育，其实是一种向政治经济的谄媚。
这里有一个对比：陈毅元帅是个围棋高手，一高兴他就去搞围棋了，多年后华夏围棋终于成为世界顶级高手，可对足球痴迷热烈的贺龙元帅在去世后几十年也没见到华夏足球腾飞，却几乎消绝了。两大元帅，搞围棋和搞足球的效果大相径庭，并不说明两个元帅的工作能力高下，只说明围棋这个相对小众的东方运动和足球这个当世第一大运动的复杂姓根本不可同曰而语。
这个例子告诉萧宸，直到现在还企图用举国体制来管理足球，连贺龙这么伟大的元帅都没做到，体育总局那批人只怕更加不行。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五十年中，世界足球运作体制发生天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英国的那些教会和老爵士们退得差不多了，华夏却还在沿用五十六年前的行政管理方法。
但无论如何“举国体制”很快给华夏人带来激励，1953年，世界青年友谊运动会，印尼归侨吴传玉获得游泳冠军，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国际赛场上升起。当时很多外国人都不知道五星红旗是哪个国家的，纷纷可以想见这次比赛给新华夏人民的骄傲感。
体育成为政治符号和手段，既是华夏遭受多年政治隔离的结果，更是100多年屈辱历史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无法选择。其实到现在，华夏体育也没有脱离当年思路，京城正在申办2008年奥运会，京城希望这可以成为展现新时期华夏改革开放一个舞台，人民很激动很幸福，因为我们必须这样选择。当然，萧宸知道京城会取得成功，不仅在今年7月13号那天会成功，2008年还会取得更加振奋人心的成功——但这与国足无关，甚至国足将来在2008年输掉比赛后，还会被网友调侃“国足欢迎你”……华夏体育是从意识形态而来，当年这并没有错，可现在它应该向市场和民间而去，要把它当成“生意”和“游戏”，这样才能为国增光，才能升华为更高级的读力的体育精神，否则我们只能继续去玩简单化的小众的非世界主流运动的乒乓球和跳水了（此处只说客观事实，无诋毁华夏国球和国跳的意思，能拿金牌的运动员，都是国家和全国人民的荣耀）。
思考华夏足球落后的问题时，萧宸习惯使用一种逆向分析方法：就是反过去研究华夏军团如乒乓这样的优势项目中，如果找到它们独领风搔的原因，也许会得到华夏足球落后的原因。他居然发现一个有趣的故事：
1979年，本来和国际奥委会决裂的华夏人终于决定重返国际体育赛场，但这时才发现自己离世界竞技最高殿堂如此之远，长期和第三世界盟友打“友谊球”创造的纪录和英雄神话一一被的真正的竞技者粉碎，那几年，我们内心煎熬，却只有自嘲着“我们打的是姑娘球”。但当时党中央下令一定要在奥运会上有所突破。于是，国家体委就集中无数的专家研究怎样夺取奥运金牌，在这些会议中，华夏人首次发明了分金牌和奖牌“指标”的做法，很快这一独具华夏特色的体育激励方式自上而下，被各省体育局所采纳，并一直使用至今。在举国体育的体制背景下，体育官员们的命运前所未有地和竞技体育运动的成绩联系在一起。每次全运会赛场上，紧张的除了队员和教练外，便是各省前来督战的官员们——每块金牌都包含着他们的悲喜，牵扯到他们的政绩和升迁。
在以金牌数量为标志的当时，华夏的体育官员和专家们当然就会中外选手成绩差距中发现要拿田径、游泳、足球这些大项的金牌难以上青天，所以“必须走别人不怎么走，甚至没有走过的路”成为一条捷径，如此，乒乓、羽毛球、跳水、举重、射击、体艹等相对偏门项目才避实就虚成为华夏大力发展的项目，而且为了乒乓、羽毛球、跳水等进入奥运正式项目，华夏体育界花费了很多外交心思，团结了国际体育大家庭能够团结的一切力量，现在想来这一点值得钦佩。在技战术开发上也如此，比如柔道的例子是：当时国家体委领导人决定把女子柔道也当成突破口，召集专家研究，华夏人一不小心发现，发源于曰本的柔道里居然没有“抱腿”这一规则限制，也就是说如果你去抱腿，裁判员不可以判你犯规，而这正是华夏式摔跤的强项，所以新成立的华夏柔道队拼命从华夏摔跤里汲取营养，当出现在奥运赛场上，外国人惊呆了，疑为天人……华夏军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