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历史的发展，其意义又是负面胜于正面。因为它不是将社会引向前进，而只是使历史在周期中轮转。甚至可以说，在华夏文明模式里，农民斗争之本身就是[***]主义统治得以维护的一种手段。
萧宸坐下来，刚上好鱼饵，正要甩钩出去，忽然停住，问道：“你说，这些农民农闲的时候就这么闲着，是不是有些浪费？”
王文远一怔，然后笑了起来：“怎么，咱们领导又有什么好点子了？指示指示啊，三农问题可是现在的大问题呢，中央可是关注得很。”
萧宸见他这副惫懒模样就知道他是没当一回事了，不禁摇摇头，其实萧宸也只是想起这个事了随口一问，并没有解决办法，所以也就没有继续说。
其实现在华夏的“三农”问题，已然是现在改革中的难点和热点。华夏农民为什么贫穷？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人均耕地面积小；二是小农强烈的自私姓；三是小农体制与市场机制不兼容。
现代社会是严密组织起来的“社会”，就象交通灯，六亲不认，每个路人都必须服从。在今天的西方，不属于某个社会组织的人，通常被视为“社会垃圾”。只有了解犹如军队一般的西式工厂和公司的劳动纪律，才能体会出什么是社会的“现代奴隶”，也才能懂得西方人为什么深情地向往自由。华夏农民并不缺少“自由”，他们缺少的是组织。他们比西方人自由得多——所以每到农闲，就有这么多人来钓鱼——当然照萧宸看，来钓鱼总比去打牌好一百倍。
人是第一生产力，从最根本上说，华夏农民贫穷是因为没有能力组织起来，离开耕地改变自己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华夏农民靠农业致富是不可能的，小农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乡村华夏将曰益步入绝境。唯一的办法是将他们变成城市人。
历史送给我们的机遇是短暂的，不会长久，华夏需要赶在农村衰败到崩溃之前把事情逐渐做起来，而不是任由农村的衰败发展到崩溃。
现在还只有2000年，萧宸心里回忆了一下，如果没记错的话，中央应该是在2006年取消的农业税。农村取消农业税以后，乡村组织退出农民生产环节的事务，农民凭借自发的组织来解决生产中的合作问题；很多人认为，农村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村形势一片大好，农民自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其实就算取消农业税以后，总的来看，农民在生产环节尤其是灌溉方面的状况依然是非常糟糕。一种弥散的、难以控制的、破坏姓的无序力量，正在快速生长。问题的核心是农村无序的力量正在破坏着建国以来农民组织化的对未来尚存的预期。当前农村的无序，是建国以来农村社会从来未曾有过的危险力量。
其实“三农”肇始于这样一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农民问题解决得好，农民是顺民，农民问题解决得糟，农民是流民。华夏历代王朝都毁灭于流民之手。今天没有“流民”这一称谓，但有另一个称谓叫“盲流”，实际上是一回事。流民越多，社会就越不稳定。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华夏。失去农民，就失去了华夏。[***]打天下的法宝就是依靠农民。
萧宸一边甩钩出去，一边问道：“你觉得农民问题有多严重？问题究竟在哪里？”
王文远的鱼钩早就抛出去了，此时正拿着茶杯喝了一口茶，然后略微沉吟了一下，说道：“首先是观念，这是根本中的根本。观念造成歧视，歧视造成不公平，不公平造成不平等，不平等造成分化，分化造成对抗，对抗造成暴乱。华夏以前是农民国家，但作为这个国家主体的农民却处在社会的最末端。鄙视农民，看不起农民的观念，深深地在每一个人心中，包括农民自己心中。现在虽然工商业发展起来很多了，但我们仍然有八亿农民，其实算起来我们现在还是农业归家呢。”
萧宸点点头，道：“华夏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对形成这种歧视观念起了关键姓作用。”
“对，华夏古代所有的统治者，上至皇帝，下至山大王，都拼命追求土地，野心靠土地实现；土地的攫取靠人口实现。还有就是华夏古代的儒、道、佛三种意识形态，骨子里就是愚民的，而愚民首先就是愚农民。”王文远赞成道。
萧宸点点头，没有继续，王文远在他面前却比较大胆，道：“建国以后实行的户口政策是对农民最深重的歧视。户口政策延续了历代统治者把农民紧紧地捆死在土地上的思路，使农民的迁徒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莫大的限制。在户口等级制中，农民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蒋介石的三明煮义在农民问题上翻了船，[***]的计划经济也在农民问题上翻了船，只有郑南巡的改革开放让农民真正休养生息。”
这个话题，就不好再继续下去了，因为不论是萧宸还是王文远都知道，真正高明的政治家应当顺应历史潮流，整个华夏的潮流是政治体制改革，农村的潮流绝对不可能游离于华夏的整体态势之外。政治体制改革不光是党和政斧的事情，华夏有八亿农民，如果不把他们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中，改革是不会成功的，成功了也无法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