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中央成立‘四二0调查‘时，甄庭安已被任命为该小组的副组长，实际上掌控嘉禾华远走私案的调查工作，包括拘捕东闽省公安厅副厅长江如顺和省公安厅警令部主任周清森的命令，还是由甄庭安亲自签发的。
华夏高层对嘉禾华远走私案的重视程度，可说是前所未有的。中央政治局有三个常委洪定邦、韦龙骧、顾挽澜三人，和政治局委员、政法委书记罗曰、政治局候补委员、中组部部长郑祝赤，以及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委员吴懿等三人，共六人负责此案。由郑祝赤任常务负责人，所有案情发展和对高级官员采取的非常措施，都由郑祝赤决定，副省级以上官员的处置报姜恩国总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对华远案的调查，实际上分为两个小组，一个是由张丽英、甄庭安实际负责，由洪定邦、韦龙骧、罗曰、郑祝赤督导，称为‘四二0调查组‘，专门负责对涉华远走私案的地方官员的查处。另有一个小组，是由顾挽澜、郑祝赤任督导，由徐永波、甄庭安实际负责，查处负责这两个小组协调的，和唯一掌握这两个小组所有情况的只有两个人，即郑祝赤和甄庭安。郑祝赤是这两个小组的唯一跨组督办人，而甄庭安则都是这两个小组的副组长。这既保证案件调查能协调进行，又使得全部资料都在姜恩国总书记亲信的掌控之下。姜恩国掌握最高领导权十年以来，虽然不停提拔军队中的姜系人马，也经历了‘清除杨家将‘，以及迫令一些老将退休等多个阶段。姜恩国在军队开始慢慢有些威信。但是，姜恩国毕竟并不是像[***]一样是这支军队的缔造者，也不像郑南巡那样曾率领这支军队打过仗。那些老军头对军队的实际影响力并不是那么简单地随着他们的下台就会消失。在华夏这个特定的国家里，有了军队就能真正掌握国家政权，姜恩国是牢牢记得[***]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警告的。
华共中央军委决定‘四二0走私案军队清查小组‘，由华共中央政治局委常委、军委副主席顾挽澜任组长，由郑祝赤、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徐永波、国家主席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甄庭安任副组长，由中央办公厅、中纪委、军纪委、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总政保卫部等抽调了二百多人，组成调查组，进驻嘉禾、穗仙、京城等地，开始对该案的调查。
对该调查组的工作，姜恩国给予重大的支持，他亲自下令，要求总参及各军兵种、金宁军区、穗仙军区、及驻东闽、岭南两省所有军队单位，要配合军调组清查走私工作，并授权军调组对证据确凿的涉案军人可立即拘捕，如果没有姜恩国的决心、支持和权力，十个洪定邦、一百个张丽英也不可能破得了这个背景复杂、靠山庞大的华远走私案。
去年八月九曰下午三点多，当总参情报部长季胜德快下班时，一个电话通知他立即到总参谋长胡全有办公室开会。当季胜德赶到胡全有的办公室时，只见中央军委副主席张永存、总政治部主任徐永波和副总参谋长周光楷等都在胡全有的办公室里等他。张永存严肃地对他说，中央军委决定，调他担任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副部长，要他立即把工作向周光楷交接，前往报到。季胜德问道：“姜主席是否知道这件事？”张永存回答：“这正是姜主席的命令。”接着，对他出示了姜主席亲自签发的命令。季胜德知道大势已去，只好说：“我服从命令，立即交接。”在交出他的办公室和保存的文件以后，季胜德立即被中纪委的调查组接去京城西山军委招待所“休息”。不几天，军纪委调查组就宣布对季胜德实行“双规”。
在季胜德被捕之后，他的父亲、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季鹏飞和母亲徐寒冰这两位老红军，曾多方托人向姜恩国、顾挽澜和张永存求情，但这三位实权人物都托词不见或是不予回应，季鹏飞只好南下求见萧老，但萧老只是派人传了一句话，并未接见。心急如焚的季鹏飞在不得要领的煎熬下，终于心脏病发，于今年二月十曰在京城去世。
这位出身农民的前外交部长和港澳办主任，因为参与制定《香港基本法》和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而为港人所熟悉。军人出身的季鹏飞，曾参加过著名的红军长征，是华共外交部系统的老革命。四十年代初，季鹏飞曾任新四军第一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苏中军区第四分区政委，与程丕显、王道涵等一样，是姜恩国总书记继父姜尚晴当年的“战友”。因此，当得知父亲去世后，季胜德向姜恩国提出要参加季鹏飞追悼会，获得姜恩国破例批准他在季鹏飞追悼会前的半小时，单独到灵堂向父亲遗体告别。季胜德为此得以见到母亲一面。在姜恩国的指示下，华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顾挽澜参加了季鹏飞的追悼会。
据悉，除了季胜德以外，总参情报部的几个局处长，嘉禾警备区的一个大校副司令、三十一集团军的一个大校级政治部副主任，都是第一批被捕的高级军官。在代昌星逃走后，华夏政斧立即向国际刑警组织发出通辑令。但是，毕竟这么多年在黑道上打滚，既然可以从华夏戒备森严的边防出逃，过其他国家的海关对代昌星来说，也是易如反掌。从嘉禾机场出走后，代昌星立即消失的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