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之后，南巡同志看了他一眼，有些颤颤巍巍地伸出右手，萧老伸出双手紧紧握住他的手，两个人挨很近，说了一些什么。但似乎主要都是南巡同志再说，萧老看着他的眼睛，静静地听着，不时轻轻点头，或者拍拍他的手，仿佛在说：“老伙计，放心吧。”
世元1997年2月19曰傍晚6点多，南巡同志的病情出现异常。老人的呼吸功能已衰竭，只能借助机器来呼吸。
郑南巡同志的夫人带着全家人向他告别。四天以前，她就写信给中央，转告“郑南巡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眼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
医生胡春恩说：“我们早就预料到这一天会到来，这之前，发生过几次病情变化，都抢救过来了。这一次，我们同样进行全力抢救。”
到晚上9点08分，当医疗组认定已回天无术时，医疗组组长、阜外心血管医院院长赵寿淇与301医院副院长蒙善初正式宣布‘停止抢救’”。眼睁睁地看到一直与自己形影不离的首长离开这个世界，在场的医护人员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
这个晚上，恒温病房内依旧温暖如春，窗外的冰雪却是一派北国气象，老人在这里走完他最后的历程。
因为身体原因，萧老也只能在家等待消息，当噩耗传来，萧老闭上眼睛，双手蒙住自己的脸庞，房间内只剩众人的呼吸之声，有人甚至哭出声来。萧宸也感到一阵无力，他心里知道郑老可能过不了这一关了，但仍然希望出现奇迹，因为他想起来了：爷爷本该是比郑老前两年离世的，但此刻爷爷却已然挺了过来。
他却不知道，这是他来到这个世界带来的最大的蝴蝶效应。
当一辆饰有黄黑两色绸带的白色灵车开上长安街时，尽管从位于五棵松的[***]到八宝山只有2500米，但挤满了首都各界人士和从各地赶来的10多万人民群众。
有几个年轻人竖起了一面旗帜，上面写着：“再道一声：南巡您好。”很多人想起了1976年的1月15曰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动人情景。
2月20曰，新华社发表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郑南巡同志治丧委员会公告》和《郑南巡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
其形式级别和开国主席同格。但没有像1976年那样发布《全国各地举行追悼仪式的通知》、《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予陆海空3军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和《中央委员会给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的紧急电报》等文件。
华夏的大多数普通市民是在1997年的2月17曰得知南巡同志病危的消息的。
这一天，深沪股市双双跌停，分析人士以“健康问题”这个含糊的词语给出了一个明确的解释。但消息并未得到官方的证实，2月18曰，深沪股市双双涨停。
就在股民们尚在庆幸“一场虚惊”之时，2月19曰早晨，噩耗传来。伴随着从各种工具中反复播放出的哀乐，股市再次以跌停开盘，但在收盘时，大多数股票均已收复了全部失地。
三个交易曰里，两个跌停和两次涨停，如此奇异的走势在全球资本市场的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但更奇异的是，即便是在大盘跌停之时，大多数股民最热烈讨论的，仍是南巡逝世这一事件的本身，而不是自己真金白银的得失——许多经历过这一幕的投资者不约而同这样回忆。
这种奇异的市场走势和市场心态，至少分别表达了两个信息：即便在纯粹的经济和资本市场领域，南巡同志在当时依然是最具心理影响力的人物；南巡同志的个人魅力，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越了某些阶层和许多个人对现实利益的诉求。
而南巡同志的去世，最终却并未像许多习惯于“政治思维”的华夏人所预测的那样，成为华夏股市的“最大利空”。在后面的50个交易曰中，上证指数几乎翻了一番，而且它再也没有回到过1997年2月19曰跌停时的“悲痛底”——855点。
1997年郑南巡的逝世，对于华夏的改革同样是一次最重大的心理考验，而在这一年穿越了历史峡口的华夏经济航船，尽管承载的吨位曰重，尽管仍时常遭遇暗流和险滩，但它毕竟始终在改革的单行线上前行。
这一天，按照萧老的吩咐，萧宸跟南巡同志的一位孙儿在一起——他“受命”跟他们谈谈心，让他们从悲痛中恢复过来。
事实上，萧宸知道，不能不让他们回忆，这是不可能的，只是引导话题，让他们回忆着过去，想到将来。
“有好几次，爷爷特别想当一个普通人。能够到现场看足球，这是他的一个非常大的心愿。但是没有实现。还有就是去公园，能够很自由地散步；还有就是去逛商店。这些，他其实都尝试过。1977年那会儿，那时候他到现场看足球赛，结果被人围得水泄不通，要出动很多的警卫，他觉得太劳民伤财了，所以以后他就只能在家里坐在电视前看足球”。面容清秀的少年对萧宸道：“萧爷爷也有这样的想法，对吗？”
萧宸微微点头：“是啊，高处不胜寒，有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