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不想再忍受生育的痛苦。不过社会不会责备我，反而会感谢我的。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人口增长率过高的世界。”
加达斯苦笑着想，如果所有妇女都像你呢？但他知道自己的追问该适可而止了。他把目光转向游泳池，那个小黑鬼仍在快乐地尖叫嬉戏，似乎永不知道疲倦。加达斯赞赏道：“可爱的小家伙。你们领养了一个外种族的小孩，这充分显示了你们的无私和博爱。可是，你们也许知道一句名言：基因的本性是自私的，它迫使生物用种种策略和诡计，最大限度地播撒自己的基因。谢克利先生，难道你们从来没有想到在世上留下自己的基因，哪怕是偶然想过？”
哈尔不快地说：“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我不是守旧的墨西哥人、印度人、阿富汗人或中国人。我想你没有新的问题了吧，”他半开玩笑地说，“再把谈话继续下去，我担心会成为反对小斯塔的密谋。”加达斯识趣地站起来：“我没有问题了，我的这次调查是很不讨好的，谢谢你们对我的宽容。再见。”他特意走到池边喊道：“可爱的小天使，再见。”
斯塔快活地在水里纵跳着：“再见。”
加达斯拎上手提箱准备离开，忽然想到了另一点，停下脚步：“太太，我的资料上说，斯塔是你们去年领养的，认领时不到半岁，怎么……”
哈尔抢先回答：“我们已向移民局纠正了这个错误，实际上，领养时斯塔已经4岁了。”加达斯噢了一声，转身离开，但他瞥见哈尔正在做着诡秘的眼色，而朱迪的神色似乎有些慌乱。这可是一件怪事，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对颇有地位的夫妇没有必要在女儿的年龄上撒谎。坐上车后，加达斯还在想着这件事，后来他认定恐怕是自己的错觉。
<er h3">6
第三位采访对象是住在黑泽尔顿的戈顿·迪克夫妇。从资料上看，他们也是去年初领养了一个黑人女婴。不同的是，谢克利夫妇是通过合法手续领养的，迪克夫妇却是从蛇头手里买的走私婴儿。事后他们交了罚款，才到移民局补办了手续。
与迪克夫妇未能联系上，挂了两次电话，都是录音在回答：“主人不在家，请留言。”加达斯的回程恰巧路过黑泽尔顿，他在路上犹豫着，怕贸然赶去会扑空，但最终还是决定去碰碰运气。迪克的住宅很容易就找到了，这是一幢破破烂烂的廉价公寓，房后是山坡，长着杂乱的树木。大门紧闭着。加达斯敲开了邻居的门，那个年老的黑人妇虚欷地说：“他们给女儿送葬去了，可怜的戈顿，可怜的乔安娜！”
加达斯茫然问：“哪个女儿？他们不是才领养了一个巴西女孩吗？”
“对，就是那个女孩，小帕梅拉，她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昨天才去世的。”加达斯的心揪紧了：“什么病？”
肥胖的黑人老妇揩着泪，悲伤地说：“是癌症。太可怜了，浑身长满了癌肿，连身形都变了，才两岁的小女孩呀，愿上帝收留她的灵魂。”
按照邻居的指点，加达斯立即赶往仁慈墓地。等他赶到时，送葬的人群已经离去。加达斯买了一束白花，向守墓人问清了帕梅拉的墓茔的方位。一排排大理石墓碑无言地排列着，小径上的青草在微风中摇摆，帕梅拉的墓前点着蜡烛，堆满了鲜花，鲜花上肯定浸透了父母的泪水。墓碑上镶着女孩的照片，还刻着一行字：帕梅拉·迪克2017年元月2日——2019年6月24日加达斯在这一刹那惊呆了。
完全惊呆了。因为看照片的第一眼，他忽然以为是斯塔死了，是斯塔的照片镶在这里。没错，帕梅拉和斯塔的面貌完全一样，年龄也大致相同。
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加达斯对自己解释，一定是巴西一家贫穷的黑人夫妇生了一对双胞胎，其中一个送到了圣贞女孤儿院，又被谢克利夫妇收养；另一个也没有留住，卖给走私婴儿的蛇头，恰巧也流入美国——但这未免太巧合了。当你随机选取了3个人进行调查，却发现了两个完全相同的面孔，那么最可能的结论是：这种面孔在人海中不会只有两个。
何况，加达斯冷冷地想，科学已发展出了制造“同样面孔”的手段呢。在克隆人已出现过的今天，如果一昧相信这是巧合，未免太迟钝了。
他把怀中的花束安放在墓碑前，端详着碑上的照片，沉思了很久。她确实和那位健康强盛的斯塔长得一模一样。目前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两人仍可能是双胞胎、三胞胎而不是婴儿工厂的产品……加达斯忽然噤住了。婴儿工厂，克隆婴儿的工厂！他脑海里无意中滑出的这个词，正是他在下意识中已经揪住的答案啊。
他现在该做的，就是去证实或否定这个揣测。
把汽车开出停车场时，他忽然又想到另外一点：父亲如此热情地支持自己进行这项调查，是否他已有同样的怀疑？父亲没对自己说破，大概是想锻炼儿子的观察力吧。果真如此，那么三个调查对象中出现两个相同面孔就不足为奇了，相信这个名单里还有更多的斯塔和帕梅拉。
看来，这次基于“哲理意义”上的社会调查恐怕要突然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