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多名日军，裹挟着近千余群众到西步乐村集合，然后进一步向北淇村一带“扫荡”。隐藏在村西山沟里的200多名群众被敌人包围了。中午，日军北淇村人统统推到三丈多深的井里。一层人，一层石头，整整推下去八层人，砸了八层石头。扔到井里的群众共33人，连老人、孩子都不放过，水井变成了血井。解放后，当地群众和青少年自动捐款，在血井上盖起了纪念亭。并刻石碑，以缅怀在抗日战争中死难的人们。
鬼子对一分区大扫荡，一分区自己还自顾不暇，就更难照顾到冀中过来的十分区了。此时，奉晋察冀军区的命令，前一年撤退到易县南独乐村的十分区机构被撤销，原十分区政委帅荣调走。
宣传科科长路扬也跟着一起调走。路扬到晋察冀军区教导团任政治文化教育股股长。从科长到股长，明显是降低了一级。可没有办法，谁让你自己没有地盘？今天看老冀中干部的回忆录。因撤退到冀西山区职务明显被降低的干部不在少数。
给路扬腾出这个位置的，也来自十分区，此人名“文击”。原名刘树堂。河北霸县人。当年霸县出来的“几杰”，此人是其中之一。文击1937年参加八路军，1943年初在晋察冀军区教导团任教育股股长兼营副政治教导员。给路扬让出股长位置后，文击改任营教导员，以后提升为教导团团政治处主任。为什么提升？是因为1943年以后晋察冀军区实行精兵简政，晋察冀军区教导团（团长马龙）取消了营一级的建制。直接编成5个战斗连和1个侦察连。
十分区机构不复存在了，在一分区的十分区干部一分为四，一些十分区同事被留在一分区。一分区历史档案，当年十分区干部被留在一分区的一共有两批。
其余的十分区同事，鲁威等人比较有才。调到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解放后集中到总政文工团；田汀等人去了平西根据地十一军分区的挺进剧社；还有的十分区干部被动员回到冀中。坚持在敌人的沦陷区开展武装斗争。
再接着讲李志民。
聂老总调李志民到一分区工作，有一个明显的意图，就是希望李志民能支持一分区在任参谋长徐德操的工作。战争年代，用人之际，一个人的品行，只要不出大毛病，不激起公愤引发事端，当时都被看作是无关大事的“小节”。
聂老总当时就是这样看徐德操的。李志民是“老三军团”，徐德操也是“老三军团”，他们都是彭德怀的老部下；李志民是“老抗大”，徐德操也是“老抗大”，来自延安抗大那个圈子。从抗大二分校到一分区的团营级干部，为数不少，但大都是政工干部，比如担任团政委的王平民、龙道权，担任政治处主任的沈图等等。李志民的到来，应该能将这些干部“团”起来了吧？
徐德操调挺进军任参谋长之前，曾任抗大七大队长，抗大二分校军事部长。我看到在当时抗大二分校校长陈伯钧上将的日记中，对这位徐部长的某些评价不是太好。
陈伯钧上将是正派人、也是厚道人，他能对徐德操有此评价，说明一分区广大干部，包括杨成武在内，对徐德操有不良看法是正确的。
李志民在一分区工作了三个多月，不足四个月，《李志民回忆录》，有这段到一分区担任副政委的工作记载，但是却对这三个多月的工作及印象只字全无。所知道的是，晋察冀会议之后，杨成武回到一分区。杨成武同李志民之间有没有几次深谈、长谈，没见到有老同志的回忆，我不敢妄加揣测。但事实是，李志民权衡之后，坚定地站在了杨成武一边，与杨成武一起两个人联名向聂老总写信，陈述徐德操的一切。
这封给聂老总的信有结果吗？众所周知的是，1943年6月，刚刚熟悉了一分区干部状况的李志民还没有开始工作，就被晋察冀军区调走，任晋察冀军区组织部部长，以后又改任四分区政委。
徐德操在一分区的地位没有改动，这背后是不是有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缘故，我不敢说。但根据聂荣臻的脾气性格，非常看重彭老总的态度，我想应该是有关系的。徐德操虽未能被调走，但权力有所缩小，只管辖不大的一块工作。
徐德操指挥不动一分区主力部队，也指挥不了一分区司令部系统重要科室，比如机要科、作战科、侦察科的具体工作。徐德操甚至没有干部的提拔建议权和任命权。他根据有些干部的特长表现和工作需要，临时任命过这些干部的中层职务，但很快被杨成武发现后取消了（这里面的故事属于不大好讲出来的，暂且压下来不讲）。
有三件事的发生将杨成武、黄寿发、徐德操之间的矛盾冲突告一段落。这三件事就是李志民的调走，杨成武孤军作战、孤掌难鸣；又赶上杨成武患病，疟疾发作，一病就是半年时间；最后是1943年夏秋季鬼子对整个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百日大扫荡”。一分区和整个晋察冀都陷入到生死存亡的战争之中。
扫荡中，日军第26师团第11联队，由涞源进犯易县，在寨头村设立据点，“扫荡”易县的桥家河、坡仓、良岗一带。11月5日至8日，日军先后在寨头、杏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