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斤小米，一听就知道，无非是饥饿得久了，馋粮食吃，自己给自己“改善”了一下。司务长被抓住后，悔恨交集，根据晋察冀军区下达的“贪污五斤小米以上要被枪决”的指示，司务长自己要求执行枪毙。杨司令是“慈将”。考虑再三。终于网开一面。没有枪毙司务长，从宽处理。
为了搞活经济，增加收入，一分区号召干部们进行“生产自救”，每个干部都要根据自己的特长选择生产任务。分区机关各部门分别建起了自己的卷烟厂、中药店、白铁铺、油漆店，造纸厂、织布厂。
李青川、杨浩的身体一直都还可以，还是沾光在吃食上，比别人要好一些。这时沾了常下部队的光。抗战年间。分区机关的干部出门在外，也是要带自己的粮票的，但这是吃地方上老乡家或村政府的饭时才付。
到了部队，尤其比较灵活的各地方支队、县大队、游击队，都能混一顿饱饭吃。因为这些地方部队有自己不同于主力八路军的粮食及肉菜来源。你到人家那里去，指导人家训练部队，人家管你顿粗茶淡饭吃饱，也是人之常情。
杨浩还有一个有利的因素能为自己调剂生活，就是靠写文章来赚点稿费。抗战年间的晋察冀，根据地的报刊杂志为了保证自己的稿件来源。对那些经常性的作者实行稿费制度。
稿酬虽不多，有时就是几元钱。有时连钱都没有，就是几方联邮票。从一元、二元、四元、五元到最大面值的二十元邮票，被挺进报编辑部用来付给作者充当稿酬。是不是曾经在挺进报编辑部干过的缘故？总之，那时候为挺进报写稿没断过稿费。
那个年月在晋察冀根据地，邮票也可以充作边区票当货币使用。杨浩用自己的这些稿费，从老百姓那里买了一群鸡仔，大约有十几、二十来只，作为自己的“生产自救”任务报了上去。随着时间的发展，鸡仔一天天长大，也开始一只只失踪。
到了最后，只剩下了最后的一只鸡，养在了杨浩、李振军合住的那间房子里。当然，这只鸡最后也难逃被偷吃掉的厄运。1942年底，原冀中十分区的干部合并到一分区来的时候，这最后一只鸡也被半饥半饱的十分区的人给偷走吃掉了。
几十年后，那个曾经偷鸡的小青年爬到了基地军政委一级的干部，但每当老干部坐在一起的时候，他还是会津津乐道的谈起偷鸡吃的往事来。
杨浩清楚记得，杨司令在机关干部生产自救会上特地宣布：“年底，部队每个生产组都要完成生产任务。完不成任务的，允许另想办法。”
这个“另想办法”十分重要。杨浩跟李青川一个生产组，这个训练科生产组原本是养鸡。结果都养成了他人的腹中之食，气得李青川当街跳着脚骂。杨浩准备用稿费相抵，可包括李青川在内的大家伙反对。
后来找到了解决的办法。那时作战科、侦察科、锄奸科、敌工科几个部门合伙，由司令部那个便衣侦察班带领，与地方游击队合作，到敌占区割电话线和其它敌人的军用品，用来变卖或换东西代替。
杨浩找到他的好朋友，当时在三团侦察连当指导员兼武工队队长的王栋，从敌占区搞东西来交上生产任务（什么东西记不清了）。把李青川高兴得哈哈大笑：“这不是像水泊梁山一样了吗？咱也都做上无本生意了。”
1944年初晋察冀整风，1948年初“三查三整”，杨浩被提意见最多的，是“在同志中缺乏是非原则，搞吃吃喝喝的朋友关系”。在杨浩老父亲的笔记本上，常写着“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杨浩从小离家，一直是受这个古往今来的名言来维持的。所以，他的钱包就是朋友的钱包。沾光的是他身边几乎所有的人。
48年，华北步兵学校搞“三查三整”，运动收尾，郑旭煜最后总结时为杨浩说了好话：“杨浩是从一分区过来的，我对他很了解。他有许多缺点，比如党性不强，组织性不强等等。但他也有许多的长处，主要的一条就是不自私，从不吃独食。在最困难的时候，即使身上有最后一点吃的，他也能拿出来和其他人分享。”
当然那时也有人不同意郑旭煜的这个说法。有人在当面和背后说杨浩的坏话，说杨浩“与人分享”这是大少爷习气，“只有柴大官人那样的富家出身的子弟才会有的怪毛病”，杨浩从小没吃过苦，挨过饿：“饿上他几年，让他受穷，到那时，再看他还充什么大方不大方？”
在一分区，有时，遇到老乡家杀猪，杨浩的身上又有几个钱的稿费收入，于是一些人会怂恿他，到杀猪的老乡家里。他们钱少，买不起许多肉，就买它一些价钱便宜很多的猪下水回来。然后找一个大锅或铁皮桶煮它一熟。等煮好后，招呼身边的朋友熟人都聚过来，见者有份，大家都来改善一顿。连房东一家人也跟着沾点光。那时能有一顿肉吃，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大家都像过节一样高兴。
杨浩的这个喜欢请客的习惯，一直持续到解放以后。进京城了，新中国建立，但那时还是实行的供给制，干部们都穷吧吧的，手里头没几个闲钱。每逢杨浩拿到稿费，有什么好吃的了，不管是烤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