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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国家召开关闭非法和布局不合理煤矿会议，开始了延续至今的关停小煤窑行动。为了安抚地方，国家将大同、阳泉、西山等重点大型矿务局下放山西省。然而，大部分地方县乡并没有从中增加收入，地方与中央在权力与利益方面的对立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有些人表示不满，“关停小煤矿是对的，该关的要马上关，合格的该开也要马上开。即使那些四证齐全的小煤矿需要关闭，但既然国家政策有失误，国家应该赔偿。二十年来都是这样的政策，那些四证齐全的小煤窑都是省一级政斧批的，现在一刀切说停就停，别人几百万的投资怎么办？既然你以前错了，你需要为错误的政策付出代价，毕竟这不是行政命令决定一切的时代了。”
一些矿主则说的更直接，“我的死活都顾不上了，怎么去管别人的死活。”
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政斧没有任何给予赔偿或补偿的说法。
这就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演变，二十多年前，依靠行政手段保证着煤矿安全领导的权威姓，然后对产量的刻意要求和大量开发，使得安全规章制度退居到最次要的位置，现在哪怕安全管理机构制定出再完备的制度，也已经不被管理对象包括制定者发自内心地尊重和遵守，因为这种安全管理的实质，其实是人治的法规。
“当法律法规不再为人所尊重的时候，那么就不能避免出现[***]。”范无病对此不无感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