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出一片又一片、一抹又一抹，犹似走马灯一般层出不穷的颜色。而那颜色并不是固定的，随着我手指的转动，也随着一秒一秒移升而起的微弱晨曦，它绽放出无一霎相同的色彩。
“当然是草啊。无论是什么草，自凡它的根抓上了这种黑蛋白石，草叶就会现夜光，美极了。
要不是咱们有急用，我还眞舍不得拔它呢。”
那颗黑蛋白石眞正的价値究竟若干？我始终没搞清楚。我祇知道那天天刚大亮，我们已经置身于大溪镇的一月店铺门前。表面上，那是一家当铺，可另一方面，它又是桃竹苗三县非客籍人物的销赃重鎭，负责人叫林玉郎——这些，当然都记在徐老三的黑皮小册子里，也就是小五打了折角的标号“277”页上。
林玉郎人不如其名，是个豁了两颗门牙，还长着一脸脂肪瘤的中年人。他把那颗黑蛋白石迎光左右看了半天，似不放心，戴上一枚独眼放大镜，又觑了个仔细，才慢条斯理抬起头，咧开豁牙嘴，笑道：“太轻。”
“它本来就不该是重的。”小五皱起眉，捂住鼻子，道：“你不要就还给我。”
林玉郎却把石头抓紧了些，扭头冲我道：“少年仔，你讲多少？”
“她说多少就多少。”我翘起大拇指朝小五比了比。
林玉郎显然看出了我是外行，查脯查某叽哩哇啦了一大套，意思大约是用“男人不要让女人拿主意”之类的话挤搭我，可他不知道：这种长威风、添志气的言语对我一向不起作用，且我压根儿不知道小五要卖这石头干什么，自然也就不在乎成交与否。孰料一阵啰唣之下，这林玉郎开抽屉把石头收了起来，两手却凌空朝外挥甩，犹如赶苍蝇的一般。不消说：咱们这是落了陷，教这臭嘴恶气的家伙给坑了。林玉郎也许当眞看出那黑蛋白石的价値不菲，且决非吾等鲁肉脚之人所配坐拥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约莫就是这个道理。或许他也曾揣测过：天才亮就撞进来这么三口子眼生面涩的尴尬人，说不定是夜来刚得手的一窝小蟊贼，为什么不给他们来个黑吃黑呢？
无论林玉郎打的什么主意，总之他在几秒钟之内便后悔了——但见孙小六伸起一根直楞楞的手指头，往柜边一根六寸来宽的顶梁红木柱子上戳去，看他戳得不花气力，犹似戳进一块海绵蛋糕里一样，而食指齐根没入，连一粒粉屑也没惊动。孙小六指起指落，转瞬之间在那根红木柱子上留下六个圆洞洞。
林玉郎的手不挥了，探下桌面，打开另一个抽屉，向——五抛出一个求救的眼色，近乎带着些绝望的神情，道：“你讲多少？”
小五要了三万块钱，三百张百元大钞，我们一人揣起一迭子塞进各自的口袋。从这一刻起，小五说什么，我就听什么，而且打从心底服气——包括她招手拦了辆出租车，顺向往新竹去，才到了新竹又换乘公路局中兴号，一路坐回台北，再换了不知道几趟出租车。赶到学校门口的时候刚过八点四十，辅仁大学例行第一堂早课的准时间。
路上总是小五挨着我坐，孙小六则始终坐在前座或者后座，不时朝四下里张望搜寻着，彷佛眞有什么妖魔鬼怪在附近伺机蠢动一般。直到我在宿舍门口石阶上吃了一颗子弹之前，无论是在意识或者潜意识里，我始终把她姊弟俩这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行径当做是一场无伤大雅的儿戏；有如孩提时代村子里的小鬼们玩儿的什么“追踪旅行”、“陆海空大作战”或者是“神仙老虎狗”之类的游戏，有逃的一方、有追的一方；有找的一方、有躲的一方。总的说起来，我们不过是玩一种即使长大了也还玩不腻的游戏而已。
儿时玩那些个游戏情景，我曾在一篇散文中描述过，称之为“以想象力为仅有玩具的惊恐演侧练”。在几条连狗摇尾巴都会甩到墙的狭窄巷道里，我们扮演猎人以及猎物；既不知会遭遇什么样的追捕，也不知该从事什么样的搜寻。通常我们会在转角的墙砖上辨识一些用尖石片或超级牌小刀刻留的记号，但是——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分不清那记号是“同一国”失散的友伴所留下的指引或呼求信号，抑或是“另一国”守候的敌人彼此之间的联络密语。当然，它也可能是一种请君入瓮的陷阱。我们甚至还经常遇到这样一个状况：大家都忘了墙砖上的记号，其实是上一次或上上一次游戏的遗迹；那是一次早已结束的虚拟作战，可是墙砖上的刻痕混淆了每个人的记忆，使我们在误读和误解中将当下这一次的游戏假想得更复杂且更凶险。
对几乎所有的孩子来说，高潮通常在于敌对双方或三方的人马全都不约而同地停止了蹑手蹑脚的潜密行动，聚集到路灯底下争论那些记号的意义。在争论中，原本敌对的态势会突然改变，“同一国”内部的矛盾开始浮显、升高，留下错误记号和误解记号意义的人立刻遭到排挤，解决的方式通常是把这种人揈回家去——在下一次的游戏中，他们大多能组成崭新的“另一国”。
对我而言，游戏最有趣的部分却全然不同。我常在争论开始之前溜回家去，等所有的人不欢而散之后再悄悄地重返现场，拿小手电筒照映每一个笔划模糊的记号，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