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爸爸。”报童骄傲地歪着脑袋。
“起得好，听上去铿锵有力。你爸爸人呢？”
“我8岁的时候他就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我妈听别人说，我爸爸被坏人杀死了……”
“哦，是四年前的事了。”
“对，后来，我妈妈就带着我逃难到香港……”
“你妈妈呢？”
“妈妈……病死了。”报童的鼻翼皱了起来。
“这么些年就你一个人？”
“嗯……”鼻翼更皱。
他沉默了，叹了口气，没说话。
报童嘴角扯动几下，犹豫着，问：“你有吃的吗？”
他没听清：“你说什么？”
报童眼睛里闪着光，又问了一遍。
他懂了：“你饿？”
报童眼里的光暗淡了，直到熄灭。
张幕摇摇头，提起藤箱，说：“我刚才不是给你钱了吗？你去买点早餐吃吧！早上饿着肚子不好。还有，这摞报纸我不要，你拿去卖了，丢了太可惜了。”
报童眼里再次放出光芒。
“也许，”他再次摸了摸报童的脑袋，“小家伙，我们还会见面的。”
张幕拿着报纸，提着藤箱走了。走了20米左右，他想回头跟这个小孩再说点什么，比如说很喜欢他，但报童已经没了踪影。
他叹了口气，目光重新严肃起来。他来到街边一排长椅前，先掏出丝质手帕仔细擦了擦长椅，然后小心翼翼坐了下去，好像害怕椅子上有钉子扎着他。坐上去后，他又挪挪屁股，确定椅子是安全的，再确定藤箱紧挨着自己那双锃亮的皮鞋后，这才不紧不慢地摊开报纸。
看得出来，他做事谨慎、一丝不苟。这样的男人多少有点偏执，工作起来，侧面看去像是一个雕塑般的剪影，让有点文艺腔的女人顿生爱意。
这时，有个上了岁数的穿旗袍的女人走了过来。她白发苍苍，细眉朱唇，但是满脸皱纹，右腋下夹着一根檀木拐杖，右腿悬空。旗袍的样式已经很旧了，与现在的领高摆低、风格简洁不同。她的旗袍还停留在20年代，领口高耸，衣襟绣花，长袖过腕，奇怪的是，开衩却高，露出皱巴巴的大腿。
那根质量上乘的单拐似乎高了点，她整个身体向左倾斜，似乎随时可以倒下去。从老妇眉宇端详，这不是文艺腔的女人，年轻时不是，现在更不是。她年轻时可能是颇有几分姿色的妓女，纨绔争宠，恩客如蜂，现在老了，没人搭理，就像块被谁丢弃的破绸布，不扯都皱。
一个女人的好时光就那么几年，然后迅速枯萎、凋谢。他叹着气，目送着老妇，直到那个苍老的背影斜着拐过前面的街角，这才把眼睛收回来，浏览起报纸。
婚姻嫁娶、生老病死、租房置业、电影广告，这些东西都不是他想看的，他的兴趣在时事评论版。他翻到那个版面，找到那篇文章。文章占版面一半，对惜版如命的《大公报》来说，这样的长篇大论是很少见的，足见这篇文章的重要性。
文章的标题，也不是他想看的，他感兴趣的是文章作者。文章的右上角清清楚楚印着三个加粗的黑体字：博人行。
这正是他要找的人。毕打街尽头，那幢英式别墅的主人，物理学教授。
他的真名叫童江南。
童教授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任教，后携夫人刘子晨和女儿回到国内，受聘于上海震旦大学理工学院。当时，张幕正在震旦大学求学，在那儿，他认识了童教授一家。战争爆发前夕，教授举家迁往重庆，后经朋友引荐赴香港大学任教。1941年香港沦陷，港大本部大楼遭日机炸毁而停办，童教授去向不明。也许就是这期间，他去了德国。1945年香港大学复办，他又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当然，香港大学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博人行。
这么多年没见，他想知道教授的思想轨迹到底是怎样的。于是，他认真看起了教授的这篇文章。看了大概三分之一，他不想再读下去了。文章充满挑衅，好像党国欠中国人很多账，早点垮台是人间一大幸事，同时，文字间掩饰不住一种令人厌恶的期盼。
有十多年没见到过教授了。他自言自语道，站起身，收起报纸，提着藤箱，朝那幢别墅走去。
童江南戴着老花镜，靠在书房的沙发上，一边啜着牙买加蓝山咖啡，一边翻阅昨天的《大公报》，上面刊登着他用化名撰写的文章《中国：用历史照亮未来》。文章像一注新鲜的水流，清新隽永，沁人肺腑，字里行间洋溢着改朝换代的味道。
他知道，这篇文章对眼前国内形势分析得相当透彻，对国民党政府的鞭挞入木三分，同时，也毫不掩饰地讴歌了强力崛起的新势力。这篇文章势必会在全国尤其海外引起强烈的反响。他的注意力全灌注在字里行间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将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相反，他觉得最近的日子特别滋润。
有两件事让童老心里非常受用。
一是上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