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的？支票？”
“是的。有什么不妥吗？”
“当然不妥。支票的号码会打印在伪磁带上分发到各地银行。你必须拿支票去银行提款，那时定会遭到拒付。”
“他是赢家，是不是？他从两面收钱，我们该怎么办？”
“同意他所说的一半——不记名那一部分。但不是支票，债券、不同票面价值的不记名债券，通过经纪人卖掉它们容易得多。”
“该酬劳你一顿晚饭，”贾森说，伸手触摸她的脸。
“我努力挣我的生活费，先生，”她回答，抓着贴在她面颊上的他那只手，“先吃晚饭，然后彼得……再到圣日耳曼街的书店。”
“圣日耳曼街的书店，”伯恩重复一遍，疼痛又出现于胸部。怎么回事？为什么他这样害怕。
他们离开卢阿士贝街上的一家餐馆，走到弗季劳路的电话局。大厅内有许多用玻璃隔开的电话间，中央一个很大的圆形柜台，那里的办事员给填单子并指定打电话的人进哪一个小间。
“线不忙，夫人，”办事员对玛丽说，“您的电话只要等几分钟就可接通，第十二号，请。”
“谢谢。十二号？”
“是的，太太，就在正对面。”
他们横跨拥挤的大厅走向对面电话间的时候，贾森挽着她的胳膊：“我知道了为什么人们要使用这些地方，”他说，“它们比旅馆的电话不知道要快多少倍。”
“那只是原因之一。”
他们刚走到电话小间，点着香烟，就听到里面呼起两下短促的铃声。玛丽开门进去，手里拿着她的活页笔记本和一支铅笔。她拿起听筒。
六十秒后，伯恩惊讶地看到她盯视着墙壁，脸上没有一丝血色，面色惨白。她开始惊呼，手提包掉在地上，里面的东西散落在电话间地面上，笔记本钩在壁架上，铅笔折断在她手里。他急忙冲进去，她几乎晕倒地地上了。
“我是玛丽·圣雅克，在巴黎，丽沙。彼和在等我的电话。”
“玛丽？啊，我的天哪……”这秘书的声音渐渐变弱，代之以她背后其他人的声音——激动的声音，可是有只手捂住听筒，不让它太响。随后又是一阵衣服的沙沙声，听筒给另一个人接了过去。
“我是阿伦，玛丽，”部门的第一助理局长说，“我们都在彼得的办公室。”
“怎么回事，阿伦？我的时间有限，我可以同他讲话吗？麻烦你了。”
片刻的沉默——“我希望减轻这件事给你的痛苦，可是我不知怎么说好。彼得死了，玛丽。”
“他……他什么？”
“警方几分钟前打电话来，他们正往这里来。”
“警方？出了什么事？啊，上帝他死了？怎么回事？”
“我们正在综合各方情况。我们正在研究他的电话本，可是不能动他办公桌上的任何东西。”
“他的办公桌？”
“笔记本或者备忘本，诸如此类的东西。”
“阿伦！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就是这些——我们不知道。他没告诉任何人他当时在做什么，我们只知道他今天早晨收到两次美国打来的电话——一个从华盛顿，另一个从纽约。快到中午的时候他告诉丽沙说他要去机场接一个人，没说是谁。一小时前警方人员在一个货运隧道里发现了他的尸体。非常可怕，他被枪杀了。在喉部……玛丽？玛丽？”
那凹眼睛白胡子的老人跛行到昏暗的忏悔间，不停眨着眼睛，尽力注视半透明帘幕背后戴着头罩的身影。这个八十岁的送信人视力很差，但是头脑清楚——那是最重要的。
“安吉勒斯·多米尼，”他说。
“安吉勒斯·多米尼，上帝的孩子，”戴头罩的黑影低声说，“日子过得安逸吗？”
“日子不多了，可是过得很安逸。”
“好……苏黎世？”
“他们找到了贵山码头那个人，他受了伤。他们通过黑道上熟悉的一个医生找到了他，追问后他承认想强奸的女人。该隐回来找她，他是该隐打伤的。”
“那么这是预谋的，那女人和该隐。”
“贵山码头那个人不这样认为。他是在列文大街带走她的两个人中间的一个。”
“他是个蠢货，是他杀了守夜的？”
“他承认了，为自己辩护说，为了逃脱对方没有别的办法。”
“他不必辩护，那也许是他所干的最聪明的一件事，他的枪有没有丢？”
“您的人找到了它。”
“好。苏黎世警察局有个总监，那把枪一定要给他。该隐不容易找，那女人好找得多。她在渥太华有同事，会联系的。找到她，也就找到了他。铅笔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卡洛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