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市内说较为有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地说又占了上风。
濑沼律师的相貌一般都知道。警方印了三万份律师的照片，发给全国各地。在东京、上野、新宿、品川等各车站派了许多便衣警察予以警戒。估计犯人一伙在东京潜伏一时后，转移到外地去。
对东京市内的侦查，虽然几度频于绝望，但警方并不放弃努力。近年来，废除了派出所对管区内调查户口的做法，这给侦查犯人带来很大不便。在拥有八百万人口的东京市内，要寻找一个失踪者，无异于大海捞针。警方只有依靠顽强的毅力来对付这件案子。
各火车站戒备森严。检票口等处，站着一个个刑警，注意观察每一个乘客。
在东京站警戒的一位刑警，换班回到了专案组，在闲谈中跟同事谈起团体旅客和病人的事，已经是两天以后了。
“扼，你说什么？把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走过来问话的是坐在较远处的一位老刑警。
“外地来的团体客中，有人生病，用担架抬上火车。”近视眼刑警见对方气势汹汹，呆呆地望着他。
“什么时候的事？”
“晤——两天以前，二十八号。”
“混账东西，为什么不早报告？”资深的刑警大声申斥道。
立刻打电话去问东京站客运科，说是用担架从搬运小件行李专用通道抬到电梯里，然后上月台，抬进车厢的。警方得知这一情况后不由得紧张起来。尤其是听到陪伴病人的那伙旅客，没有在目的地歧阜站下车，而在中途销声匿迹了，更是乱成一团，以为是中了圈套。
“是戴真圆会臂章的吗？”又在电话里问客运科。
“是的。是由歧早的真圆寺组织的，先派来一位代表，四十来岁的和尚，同我们商量病人的事。”站务员答道。
“既然是团体代表，总该记下姓名和住址吧。”
“没有记下。因为他们不到三十人，不作团体客处理。”
“那么，你知道他们多少人。”
“准确数字不知道，他们说有二十三四人。”
于是又找来当时那趟列车的乘务员。
“戴臂章的人全是三十来岁的壮汉。病人躺在双人座位上，毛毯把睑盖住一半，好像是睡着了。对面坐着两个人照料他。不知什么缘故，一过小田原，臂章全搞了。一直到滨松，他们都还在车上。火车从尾张一宫发车后，我去看了一下，座位上全是别的旅客了。这趟车很拥挤。一有空位，马上就坐上人了。也不知道这伙人究竟在中途哪一站下的车。病人的事，我很留意，可还有别的事，便没有再到那节车厢去。”
经向歧阜县了解，不论市内或本县内，根本没有真圆寺这样的寺院。并说，最近也没有派参观团去东京。这情况也在警方意料之中。
据此，警方判断，绑架濑沼律师那伙人，人数相当多，仅在火车上同行的就有二十三四人，更不消说他们的后台了。
他们伪装地方参观团，把律师弄睡，装成病人，不经过普通检票口，而从小件行李搬运通道走。这说明他们有计划地瞄准了警戒网中的死角。
专案组向沿途各站调查，四月二十八日“西海号”上持去歧阜车票的，中途下车各有多少。各站的答复是：静冈下车的三人、滨松二人、丰桥四人、割谷三人、名古屋五人，一共十七人，还差几名。车站上中途下车木收票，只能凭站务员的记忆当然会有出入。
关于这个误差，专案组有两点疑问：
l、所谓团体，是否确有二十三四人？乘务员尽管肯定有二十多人，其实也不知道确切人数。
2、假定人数是h十多人，除了确切的十七人以外，其余的人是在哪一站下车的呢？
就后一种猜测来说，下车可能性最大是在名古屋。这一站下车的旅客又多，又乱，容易蒙混出去。报回来虽说名古屋是“五人”，而实际下车人数还要多。
“到名古屋之前，是静冈、滨松、丰桥、割谷，在哪一站下的车呢？”专案组侦缉一科科长，一面看着表格，一面沉着脸说。
“估计是分头下车的，分散以后，到目的地下车就不会引人注意了。”侦查主任说。
“恐怕不对。”科长反驳道，“这伙人最后是准备回东京的。他们事先摘下臂章，也许同时在名古屋下了车，也可能在离东京最近一站下车。尽管化整为零，在小站上仍会引起注意。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真可谓用心良苦。”
“那么，装成病人的做语律师又在什么地方下的车呢？”
“名古屋。在人群中容易混过去。”
“可是，抬着担架……”
“顺，你这个人……会让他躺在担架上吗？恐怕麻醉药过了劲儿，一边一个，夹着胳膊强迫他走。只要能溜出车站就行。律师受到威胁，不敢吭声。”
“这么说，担架没用，应该还留在火车上。”
“对，可以去查一下，不过未必会运到终点站佐世保。”
科长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