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街买毒品，午餐时间就坐在公园猛吸。这样做事能有什么效率？”
“不知道。”
“还有一大群瘾君子，像这个自杀的女人。没事使劲吃药，你还不能说她犯法。毒品。”他叹口气，摇摇头，抚平他暗色的头发，“咳，我需要的是白兰地。”他说，“如果你认为你的客户可以负担得起。”
我到圣保罗教堂。刚好赶上聚会的最后十分钟。我喝杯咖啡，吃块饼干，根本没听别人在讲什么。我连名字都没报，趁祷告时间偷偷溜掉。
我回到旅馆，没有留言。前台告诉我。我有两通电话，但对方都不愿留名。我上楼回房，想理清我对桑妮自杀的感觉。但到目前为止，我只感觉到麻痹。我自虐式地不断去想：如果我没把和她的谈话排到最后，或许可以及早发现，搞不好还可能说了或做了什么叫她回心转意。这么想想不出结果。我在答录机上跟她谈过，她可以说些什么，可是她没有。毕竟，自杀，她已经试过至少两次，而且很可能有过几次没有留下记录。
什么事情只要试得够久，你就能摸对门路。
吃完早饭后，我去银行存些钱，买张汇票。我到邮局把钱汇给安妮塔。我很少想到我儿子牙齿矫正的事，现在终于可以忘得一干二净。
我继续走到圣保罗教堂，为桑妮点上一根蜡烛。坐在教堂长椅上，我给自己几分钟时间回忆桑妮。没有多少可供回忆的材料。我们勉强算是有一面之缘。我连她的长相都记不清楚，
为她死的模样把我对活的桑妮的微弱记忆推到一旁。
我突然想到我欠教堂一笔钱。钱斯给的费用除以十是两百五，而我从想抢我钱那孩子身上拿的三百多块，他们也该分到十分之一〔我不记得确实数字，所按二百五应该算是公平)，那么加起来我给他们两百八十五，就两清了。
但我已经把大部分的钱存进银行。我皮夹还有几百块钱，如果捐给教堂两百八十五的话，我可就要捉襟见肘了。我仔细估量不辞劳苦再跑一趟银行的可行性。突然，我这小把戏中的荒唐劲儿像一记重拳击到我的肾脏。
我到底是在干嘛？为什么会自以为欠了谁钱？而我又是欠了谁？不是教堂，我不属于任何教堂。我把我所得的十分之一捐给在恰当时机碰上的礼拜堂。
那么，我到底是欠了谁的债？上帝吗？
这样做理由是什么？这又是哪种债务？我怎么欠的？我是在还借款吗？或者说，这是我为了求得保佑偷偷塞给老天的小红包？
以前我一向有办法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这只是我的习惯，一个小小的怪癖。我不用缴税，所以就改向上帝缴钱。
我从没真正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
我不确定我会喜欢我的答案。我还记得在圣尼古拉斯大道旁边那条小巷子里，有个念头忽然闪过我的脑际：我没奉献所得的十分之一，所以今天得死在这孩子手里。其实我并不真信那套，也不认为世界真是循着那个逻辑运转。我只是奇怪自己竟然起过那种念头。
我掏出皮夹，数了两百八十五块出来。我攥钱坐着，然后又统统放回皮夹——只留一块钱。我至少可以买根蜡烛祈祷。
那天下午，我一路走到金的大楼。当时天气不坏，而我闲着也是闲着。我经过门房，径自走入她的公寓。
我进门第一件事便是把那瓶“野火鸡”倒入水槽。
我不知道这样做有多少道理。她那儿还有其他很多种酒，我并没有一一清掉。但“野火鸡’已经带有象征意味。每回一想到那公寓，脑里就会浮现酒瓶的模样，而伴随这图像的则是对酒色香味的生动记忆。等酒完全流入水槽后，我才松了口气。
然后我又回到前厅，检查挂在橱里的毛皮外套，衬里缝上的标签，说明这是染色的lapin皮。我查分类电话簿，随便找了个毛皮业者打电话去问，才知道lapin是法文。
“字典里头可以找到。”对方说，一般美语字典都有。这字现在已是英文，由毛皮业引进来的。就是兔子的意思。
正如钱斯所说。
回家路上，有什么引发了我喝酒的欲望。我甚至不记得到底是什么刺激了我，只记得我的反应：想像自己一边肩膀抵着吧台，一只脚踩在铜栏杆上，钟型杯握在手里，锯木屑在地板上，我的鼻孔满是霉旧的老酒铺的味道。
饮酒欲其实不强，而我也没真打算付诸行动，不过倒因此想起我对简的许诺。因为不是觉得非喝不可，所以实在没有必要找她，但我还是决定找她。我花了一毛钱，在市立总图书馆附近拐角的电话亭拨了她的号码。
我们的谈话一直有车声干扰，所以只能轻松简短地聊聊。我没机会提到桑妮自杀，也没讲起那瓶“野火鸡”。
我边吃晚饭边看《邮报》。桑妮的自杀在那天社会版占了几段，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邮报》往往为了促销报纸制造假象。这回他们引读者上钩的卖点是，强调桑妮和两个礼拜前在旅馆被剁成碎片的金·达基嫩分享同一个皮条客。因为找不到桑妮的照片，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