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干我们的工作吧！”
我这些下属毕竟都不是“一根筋”，听我这么一说，彻底改换态度，不再关心这些事。
因此排查也快了许多。
很快就粗过了一遍，抛掉“幸福型”的女人，又把其他的不那么“幸福”的女人粗分为“嘴强牙硬型”和“羞愤型”两种。
顾名思义，“嘴强牙硬型”就是指：那些心里已经知道自己被骗了，但嘴里还不肯对我们承认的女人们。
而“羞愤型”则是指那些心里知道自己被骗，嘴里也承认，但非常讨厌和我们探讨这个问题的女人们。
但很可惜，这一次的排查收获似乎仅此而已，在询问中没有发现我们期待的情况——死者生前和哪个女人产生足以引发谋杀的冲突。
所以，谋杀动机欠缺对具体某个人的指向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嘴强牙硬型”和“羞愤型”两类女人都算具有谋杀动机的类别。
为什么这么定性？是因为我们认为，“被骗”是一种很屈辱的感觉，不仅有情感上的痛苦，还带有对人“智力”和“价值感”的羞辱，由此引发的血案也相当多。
但问题是这两类女人的数量也不少，具有“幸福型”性格的女人毕竟没那么多。
因此我们还是不能对“嘴强牙硬型”和“羞愤型”两类女人都去银行调取她们的信息资料，理由如刚才，不能无足够证据就去侵犯公民隐私。
按照正常的破案程序，自然要对这两类女人进行更深入的外围调查。
胡队工作一贯扎实，要求进一步扎扎实实的一一排查。
而我，个人可能也确实在破案时有“投机取巧”的习惯，总想想个什么法儿能快点儿把案子搞定。因此虽然觉得胡队的方法很正确，但总觉得这么多人，排查的工作量就非常大，工作量大，就意味着要么需要大量的侦查人员，要么就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有一定结果。
所以在新的案情分析会上，我和胡队产生了分歧。
我同意胡队的观点，但认为应该分两个小组，人多的一组继续排查，另外少选两个人再组成一组，把觉得可疑度更大一些的单独叫到刑警队再询问一次。然后我希望能听听这些嫌疑人的声音。
胡队对我的建议不以为然，同时还总觉得我爱“投机取巧”的态度无形地教坏了很多年轻人，已经成了一个坏榜样。
因此他反驳我说：
“现在没有理由认定那次争吵导致了这场谋杀。”
“当然。”我立刻承认。但与此同时，根据案件调查的深入和初步排查的结果，在内心里我却越来越倾向于怀疑正是树林里的那次争吵，可能导致了一年后的这次凶案，至少有相当大的关联度和可能性。
不过因为这也只是一种感觉，不合适做证据讲，因此我接下来这样解释道：
“但现在不是没有更具体的嫌疑对象吗？那既然我曾有那次奇遇，为什么不再对这个线索进一步追查追查呢？双管齐下有什么不好？”
“不是不追查，也不是说双管齐下不好。”胡队回答，然后带着忍耐的表情提醒我，“郭小峰郭大支队长，问题是你已经听过一些人的声音，结论是听不出来嘛！”
“我知道，但这次——”我笑了笑回答，“我相信我听得出来，因为我想出了一个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