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指将《食品学会》杂志悄悄地放在了悠子住的偏房入口处的木架上那件事吧。”佐佐木努了努嘴说。
“开始我也没在意，以为不过是悠子在整理久米的遗物时发现了一本他的专业以外的杂志罢了。但仔细一看，那本杂志是今年4月号的，实际上是从2月下旬到3月下旬发售的，不可能是两年多以前去世的久米的遗物。”
乌田的第六感官对此产生了兴趣，于是继续问下去。当时悠子含着眼泪这样回答：
“……那是3月5日的傍晚，我在院子里烧废纸，回到屋里来的时候，发现这本杂志放在入口的木架子。可是，又不像有人来过的样子。我就觉得是我丈夫显灵送来的，因而珍藏了起来。”
乌田谈了这些以后，接着说道：“可是，现在我在考虑，这位遗孀为什么对我说这种话呢……？”
想来，她的动机不外是以下二者之一：第一种是，悠子说的是事实，她的确不知道事情的真相。第二种是，她出于某种意图和打算，对刑警说了瞎话。
假定是后者的话，那悠子看起来很文静，实际上却很复杂了。
“……可是，不论怎么说，悠子不在作案现场这一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到她每周二、五去上班的镰仓的出版美术书籍的小出版社去调查的结果，有包括社长在内的三个人提供证言说，3月8日星期二那天，她和往常一样，工作到6点，她离社回家的时候，已经过了6点15分了。提供证言的人的态度没什么不自然，我觉得是可信的。从而，不得不放弃对悠子直接参与杀害永原翠的怀疑。”
“嗯……”
“但是，在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
乌田一边用一只手把桌子上的记录纸片攥成一团塞进口袋，一边很随便地继续说道。他的脸上泛起了很少见的对事件本能地感到浓厚兴趣的舒畅的笑容。而且，很奇怪的是，在他做搜查报告并敞开思想谈论自己的思考过程时，听报告的人，总是佐佐木一个人。
“我听了梅崎的谈话以后，就去四谷警察署详细了解了两年半以前发生的事件。接着，去了解久米的遗孀的住址并会见了她。1月12日在饭店的酒吧和梅崎接触的那个男人，向梅崎了解了久米伦也的死亡情况，用他自己的方法调查了事件的详情，不久，他大概也坐横须贺线电车去北镰仓了。他为什么这样做呢？……至少有一个理由是，最初他不了解翠的过去，也不了解悠子和过去的事件的关系。否则，他不会冒着眼睁睁地留下线索的危险，缠住梅崎去了解翠过去的情况。”
“但是，你说那个人走和你同样的路线，没有证据吧？”
“当然没有证据，不，是最初没有证据。第一，他不可能去四谷警察署要求看过去的事件的记录。关于久米伦也死亡的情况，要么他又用别的方法进行了调查，要么对梅崎定男谈的情况感到了满足。可是，假如他希望见到久米悠子的话——这只是一种假定——他采取的什么方法呢……？”
“可能和你想的一样吧。首先问以前她住过的公寓，要是已经从公寓搬走了，他要么去区政府查居民登记表看她搬迁的新地址，要么去找她的熟人去了解……”
佐佐木的口吻，与其说他是自己这样想，不如说是想听听乌田的意见。
“是这样。因此，我又打电话问了一下……”
“给谁打电话？”
“给‘加尔丹’剧团服装部的佐伯女士。悠子说佐伯是她的高中同班同学……我曾给剧团办公室打过一次电话询问久米的遗孀现在的住址，一会儿佐伯来接电话，很恳切客气地告诉了我。她说话的声音，就像是唱歌一般，可以想象她一定是个美人儿……”
“你又给她打电话问什么了？”
“我问她最近有没有人像我一样问过久米悠子现在的住所。”
“她怎么回答的？”
“她说，有，还有一个人在3月4日星期五晚9时左右打电话问过久米悠子的住址。她并且详细说明了记得那个时辰的理由。”
据佐伯说，听说话的声音，对方是一个中年男人，说话沉着而有礼貌。当佐伯问他是否是久米先生的朋友的时候，他说是，并有点儿慌张地说，他长期住在外国，不知道久米已经去世了……。说完就放下了话筒。听他的声音，有点儿九州口音。
“这次是九州口音吗？”佐佐木说。
“模仿关西腔和九州腔并非难事，连稍微有点经验的电视演员都能做到。重要的是3月4日这个日子有问题。”
“发现了翠的尸体以后，永原茜是怎么说的？”
“她说3月4日的傍晚，翠去后边一家教钢琴，她从下边的马路上喊翠的时候，曾发现有一个戴眼镜的眼生的男人向翠的背后靠近……”
“是的。”
“还有，3月5日中午以前，久米悠子突然在偏房房门入口处的木架上发现了那本杂志。还有，绿宝石饭店柜台管事提供证言说，同一天，即3月5日下午3点左右有人打来电话问永原翠下次什么时候来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