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担心她，波利是个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姑娘。
坐到车里，时间还没到九点，我在玛吉·科尔返回孤零零的农舍前上了路。
到了星期四下午，蓝思警长就快承认束手无策了。“要是能知道杀死他的凶器，大概就知道凶手是谁了。”他这样推测道。
“还没找到一两只巨型猫头鹰？”我问。
“我说啊，医生，这个问题也许不像你想象中那么出格。我的脑海里分明记得一只巨型猫头鹰，可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你参加了去年在格兰治厅举办的万圣节晚会吗？”
我摇摇头：“我像躲瘟疫一般躲化装晚会。”
“也许是前年，”他沉思道，“我得问问薇拉。”警长中年结婚，到现在尚不足十年，妻子薇拉年纪较轻，有个出了名的长处：她记得所有事情的时间和地点。
我回忆着与波利·凯楚的对话和各种言外之意，不过就此刻而言，我还在保守诺言，不向其他人提起这件事。我又想到了一个疑点，当天晚些时候我找到机会在办公室给波利打了电话。
“我是山姆·霍桑。你好吗？”
“挺好。”她机警地回答道。
“有个关于你丢失的耳环的小问题。”
“耳环找到了？”
“没有，我只是想知道你的耳环是什么样子，以免错过。你昨天夜里想说什么来着是吧？后来却又没说。”
“坠子是个金质小猫头鹰。我去年在波士顿买的。你提到了猫头鹰的羽毛，我吓得打了个哆嗦。”
星期五，醒来时天在下雨，天气凉了很多。我没有理由抱怨。
今年的夏天很舒服，而今天毕竟已经是九月一号了。波利为之二作的北山镇报纸一周一期，不报道国际大事，因此许多镇民都订阅了临近地区的周报。我捡起门廊上的报纸打开，看见的头版头条消息将改变所有人的生活。德国入侵波兰，这个举动代表欧洲将烽火四起。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蓝思警长。“打仗了。”我说。
“刚从收音机里听见。据说英军已经开始调动，同时疏散城区的妇女和儿童。”
“上帝保佑我们。”
“我也正要给你打电话。薇拉翻了一遍她在格兰治万圣节晚会上拍的照片。我想她找到了我们要的那只猫头鹰。”
“我去办公室的路上过来一趟。”
我知道玛丽·贝斯特要到八点才进办公室，便给她家打电话。
“据说要打仗了，山姆，美国会参战吗？”
“如果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话，有这种可能。希特勒很疯狂，什么事情都干得出。玛丽，我还在帮警长处理戈登的案子。今天早晨有急事吗？”
“只需要去医院查房。施奈德太太昨天夜里生了孩子，大小都平安。菲茨派屈克医生替她接生的。”
“那就好。我上午晚些时候再去看她。”越来越多病人在找专科医生看病，电话里提到的菲茨派屈克医生是最近在北山镇开业的产科大夫。我看得出医学正在面临的变化，除了感激病人能获得更好的治疗之外，我对此并没有其他念头。话虽如此，少许的羡慕情绪还是少不了的，据说专科医生的年收入比我多出一倍。
一小时以后，我来到警长家，开门的是薇拉·蓝思：“警长记得有只猫头鹰，我也记得。快进来，我给你看照片。”
薇拉总是端着她那只柯达盒式照相机东拍西拍，有时候甚至在室内聚会上开了闪光灯照相。我跟着她走进客厅，蓝思警长正在翻弄许多叠黑白快照。我随便看了几张，见到一位超重的牛仔——那是警长，还看见了打扮成后宫女郎的玛丽·贝斯特。她可没提起过她参加了格兰治厅的哪个万圣节晚会。
“这是谁？”我拿起一张照片问道，照片中的人打扮成一只体形美好的黑猫，时间标为一九三八年。
“报社的波利·凯楚。”薇拉答道。
“戈登·科尔来了吗？”
薇拉回忆片刻，答道：“我想没来，除非打扮得让我认不出。”
警长手里拿着一张照片：“我要你看的是这一张。”照片中的人穿一件镶羽毛的长斗篷，头戴猫头鹰面具，面具的边框上也嵌着许多羽毛，“医生，这就是你的巨型猫头鹰。”
“是谁？”
薇拉答道：“那只猫头鹰？加德·达菲。”
我们在雨中驱车赶到达菲的住处，我和警长一起走进房间。
他瞪着我们，像是知道我们要打断他的日常劳作。“我在科尔家还有事情要做，”他说，“我得走了。”
“达菲，坐下，”警长命令道，“我想跟你说说你是怎么杀死戈登·科尔的。”
“杀死他！我没有——”
“星期一你开动了拖拉机。你很清楚，科尔星期二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犁那块从安特卫普手上买来的地。你也知道停拖拉机的棚子里非常暗。把拖拉机停回原处，关闭发动机以后，你没有将挡位留在空挡上，而是打到了高速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