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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半个多月没到法院来了。在第一号法庭听完一个贪污案的判决以后,真知子马上就去了二层顶头的一个大房间——刑事部。
刚把门推开,就听见一个叫人恶心的声音冲她喊了起来:“哎哟!我当是谁呢,少见,太少见了!”
说话的人是那个叫村井的新闻发言人,50多岁了,在各报社的女记者之中,恶名远扬。大家给他送了个外号——“性骚扰发言人”。
“这不是《县民新闻)的真知子吗?到哪儿偷情去了?”看见真知子进来,村井马上开了一个下流的玩笑。
“请您别开这种玩笑好不好?”真知子被动地防守着。
“哈哈哈……不过呢,我今天太高兴了,因为你还没忘了我。这不是,特意来会我了!”
“请您把公判日期安排表拿出来给我看看。”
真知子说完,把视线转向坐在墙角的办公桌后边那个30多岁的女人。那女人一边翻阅公判日期安排表,一边在写着什么,脸上流露出对村井极端蔑视的表情。
女人叫佐伯美佐江,低着头飞快地写着。村井那么大声地开下流玩笑,她肯定知道真知子进来了,甚至还凭直觉知道真知于是来找她的。但是,她不看真知子这边,一眼都不看。
情报之源——虽然真知子自己在心里这么称唿她,但俩人的关系并不那么亲密。她给真知子来过两次电话,都是直接打到县警察局记者室。她在电话里亲自告诉真知子两个已经决定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的名字。
在刑事部这个大房间里,真知子没跟她说过一句话。负责在法院采访的时候,几乎每天到这个房间里来,彼此知道谁是谁,但没有互相打过招唿。第一次说话是一年前在环城北路那个书店的停车场里。当时真知子已经把法院的采访任务交给了矢崎,后来又先后转给了织田和加纳。
真知子把一块草莓形状的橡皮握在手心里走出书店。在昏暗的停车场,真知子从她的身边走过,认出了她,她也认出了真知于。俩人停住脚步说了几句话,内容是什么,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真知子手里握着刚刚偷来的橡皮,她也好像有什么事急着要走似的。当时,至少互相知道了俩人都是独身,她还感慨地对真知子说了一句:“女记者够难的吧。”
三天以后,黄昏时分,她给真知子来电话了,压低声音说:“八木原市抢劫银行的案子破了,我看见逮捕证了。名字是……”
真知子愣了一下之后,激动得跳了起来。她是怎么知道逮捕证下发的事的呢?就因为她是法院的人?真知子弄不明白,但这消息肯定是确切无疑的。遗憾的是这个消息没能抢在其他报纸前面发表,就在真知子用电脑把稿子打完的时候,县警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抢劫银行的强盗被逮捕”的消息。要是新闻发布会晚一天召开,真知子的稿子肯定能引起轰动。太遗憾了!
佐伯美佐江为什么要向真知子透露这种属于绝密的情报呢?真知子想来想去终于弄明白了:“因为她在书店里看见我偷橡皮了!”
真知子为什么要偷橡皮呢?既不是因为买不起,也不是因为缺橡皮用,那只不过是一种通过寻求刺激来缓解工作压力的手段。关于这一点,真知子认为只有佐伯美佐江能够理解她。
在法院采访期间,真知子见过村井对佐伯美佐江大发雷霆,还见过村井那猥亵的手揉搓她的肩膀,她扭着身子躲避的情景。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法院工作,性骚扰无时不在困扰着她。她也看见过村井用下流的语言调戏真知子,所以肯定对真知子抱有同情,并且在某些方面跟真知子有同感。于是,当她偶然看见真知子偷橡皮以后,更加深了对她的同情,于是故意泄密,对真知子来说是一种援助。对她自己来说则是一种发泄。
真知子没能在报道“抢劫银行的强盗被逮捕”的消息上占先,一个月以后,佐伯美佐江又告诉她一条情报,是一个杀人未遂者的逮捕证下发的情报。虽然是一条小消息,但比各报的报道早了一天。真知子想表示感谢,于是假装成佐伯的亲戚打了一个电话。佐伯惊慌失措地压低声音对真知子说了句:“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就把电话挂断了。
即便佐伯不这样叮嘱,真知子也不会把可以得到逮捕证的情报的事告诉报社的其他人。那天正赶上东田休息,进藤倒是察觉到了,但只是小声对真知子说:“情报之源应该带进坟墓,就是上级追问也不要暴露。”
真知子当然不会把这个秘密告诉任何人。这个情报之源是女人跟女人心灵相通的结果,如果让那些男人知道了,不定要说出多么难听的话来呢。而且,逮捕证的情报之源属于超A级,作为一个专门报道案件的记者,简直就是无价之宝。
打那以后,凡是碰上警察说“犯人不明”的案子,真知子都期待着佐伯美佐江的电话。可是,一个电话都不来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很难看到逮捕证了呢,还是因为佐伯美佐江再也不想提供任何情报了呢?……
“真知子对工作真是满腔热忱哪!”村井凑上来,打断了真知子的遐想。她赶紧收拾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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