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跟被掏空了一样。
他看起来一点也不真实，不过尸体都这样。不知道是弗兰克还是谁给他化的妆，化得不赖——没扑过多的胭脂之类的——但他看起来还是像图索德夫人蜡像馆里的蜡像，不过是比较逼真罢了。一旦灵魂离开了躯体，无论多么厉害的殡仪从业者也不可能妙手回春。他的脸呈现出不自然的“肉色”，嘴唇上好像稍微抹了些棕色的唇膏。他看起来不像在医院里时那么愤怒了，但是他们还是无法让他显得宁静安详。我猜想他们已经尽力抚平他眉间的皱纹了。他的皮肤现在已经冰凉了，比在医院里时感觉更像蜡了。我迟疑了一会儿，还是吻了他的脸颊。感觉很奇怪，不自然而且不干净。
我站在那儿看着这个肉体躯壳，这被废弃了的外壳，这个曾经装着我父亲那神秘而又令人恐惧的灵魂的容器。我开始跟他说话，因为我想大概每个儿子都会跟他们死去的爸爸聊聊。“好吧，老爸，”我说，“你终于还是走了。如果真的有来生的话，我希望你在那儿比在这儿要快乐。”
突然间我为他难过起来，在他活着的时候我以为自己绝对不会有这种感觉。我记得有几次他看起来真的很开心：小时候他把我放在肩上的时候，有次他的球队得了冠军的时候，他被巴塞洛缪·布朗宁学校雇用的时候。只有这样的几个瞬间而已。但是他很少笑，除非是苦笑。或许他应该服用些抗抑郁剂的，或许这才是他的问题所在，但是我很怀疑。“我并不怎么了解你，爸爸，”我说，“但是我尽力了。”
在整个三小时里几乎没什么人来。有几个我的高中同学，有两个朋友带来了他们的老婆，还有我的两个大学朋友。爸爸的姨妈艾琳来了一会儿，说：“你父亲有你这样的儿子真是走运。”她有点爱尔兰口音，抹了那种浓重的老年妇女香水。塞斯很早就来了，一直陪着我，待到很晚才离开。为了逗我笑一笑，他说了些老爸的旧闻，爸爸当教练时著名的轶事，那些在我的巴塞洛缪·布朗宁同学之间广为流传的故事。有个叫佩利的笨孩子，有次爸爸用符号笔在他的面罩中间画了一条线，画过制服、延伸到那孩子的鞋上，接着在球场的草地上画出一道笔直的线一直横跨过整个球场——尽管笔在草地上根本没留下痕迹，然后爸爸对他说：“你沿着这条线跑，佩利，明白了吗？这才是你要跑的路。”
有一次他叫暂停，走到一个叫斯蒂夫的球员跟前，一把抓住他的面罩说：“你是傻子吗，斯蒂夫？”然后，不等斯蒂夫回答，他就猛地上下拉动面罩，搞得斯蒂夫像个玩具娃娃那样不停地点头。“是的，我是，教练。”爸爸尖着嗓子模仿斯蒂夫的声音说。球队的其他人觉得很逗，都大笑起来。“是的，我很蠢。”
还有一天他在一场曲棍球比赛时叫暂停，大骂一个叫莱斯尼克的孩子，说他动作太粗暴。他抓住莱斯尼克的曲棍球棒说：“莱斯尼克先生，如果我再看到你戳人家，”——他猛地把球棒往莱斯尼克的胃部一捅，那孩子立马就吐了——“或者顶人家，”——他又用球棒用力撞了一下莱斯尼克的胃部——“我就废了你。”莱斯尼克吐出了血，然后开始干呕。没人笑了。
“是啊，”我说，“他是个有意思的家伙，不是吗？”现在我只想让塞斯别说了，幸好他住嘴了。
第二天早晨举行葬礼，塞斯紧靠着我坐在教堂长椅上，安托因坐在我的另一侧。主持葬礼的牧师是个显得很高贵的银发老头，看起来就像电视上的牧师，他是约瑟夫·努茨神父。弥撒开始之前，他把我拉到一旁，问了一些有关父亲的问题——他的“信仰”、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靠什么谋生、有没有什么嗜好之类的。我真有点儿被问住了。
教堂里大约有二十个人，其中一些并不认识我爸爸，只是定期来做弥撒的教区居民。还有一些是我的高中和大学同学，几个邻居，还有一个隔壁老太太。有个是爸爸的“朋友”，多年以前他跟老爸同在基瓦尼俱乐部工作，直到后来老爸因为件鸡毛蒜皮的事辞职离开。他甚至不知道爸爸已经病了一段时间了。还有几个我隐约记得的表哥、表姐。
塞斯和我，以及教堂和殡仪馆派来的几个人充当护柩者。教堂前摆了一些鲜花——我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不知道是有人送的还是殡仪馆提供的。
葬礼弥撒是那些长得不可思议的仪式中的一种，不时地需要起立、坐下、跪下，或许是为了不让人打瞌睡。我感觉精疲力竭，晕晕沉沉，还有点震惊过度。努茨神父称爸爸为“弗朗西斯”，有几次叫他的全名“弗朗西斯·塞维尔”，仿佛这表明父亲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事实上老爸是个毫无宗教信仰的人，他惟一跟上帝扯得上关系的时候就是骂人的时候。神父说：“我们对弗兰西斯的离去感到悲伤，我们对他的故去感到痛苦，但是我们相信他已经与上帝同在，相信他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相信他跟耶稣复活那样开始了新生。”他还说：“弗朗西斯的死亡并不是终点，我们仍能和他在一起。”他问道：“为什么弗兰西斯在最后几个月里饱受病痛的煎熬？”接着他拿耶稣受难来做了回答。他说：“耶稣并没有被苦难征服。”我没太明白他想说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