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啦，伙计？”
“大便呢？”
“大便怎么啦？”
他仰视着我，闭上一只眼以集中注意力。“大便是我的朋友吗？”
竟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伙计。你看呢？”
康纳费尽心机地思考着自己提出的问题，看那样子憋得他似乎要爆裂一样。最后他回答说：“比起拉肚子，它是我的朋友。”
我郑重其事地点点头。我们的球队又进了一个球。伦尼的拳头砸向天空，嘴里大喊一声“真棒！”他差点侧手翻出去祝贺攻进球的克莱格（或者我是不是该叫他克莱基——加个后缀字母y）。球员们蜂拥在他身后，激情洋溢在每个人身上。我没有加入他们的行列，我认为，我的工作就是给装腔作势的伦尼做一个安静的伙伴。
我注视着边线上的父母们。母亲们围成一堆，谈论着她们的心肝宝贝，谈论着孩子们的表现和课外活动。没人能听进去多少，因为谁也没心思听别人的孩子如何。父亲们花样可就多了。有的在摄像，有的在大声勉励着，有的让孩子骑在自己身上，有的拿着手机在闲聊，手里不时摆弄着这样那样的电子产品。上班时间他们整天埋头于工作，周末这场球赛也让他们有点专注。
我为什么要报警呢？
自从那个恐怖的日子以来，我无数次地告诫自己，不要为发生的一切而自责。从某个角度讲，我的所作所为于事无补。十之八九，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打算把塔拉放回家。在第一次打电话索取赎金之前，她可能就已经死了。她也许是死于意外，也许是他们惊恐万分，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谁能知道呢？当然我是不知道的。
还有，唉，难就难在这儿。
当然，我不能肯定自己就没有一点责任。每一个行动都会有反应，这是基本常识。
我没有梦到塔拉——或者即使梦到了，慷慨的上帝让我记不起来了。也许我还应赞美一下上帝。换句话说，我可能没有确切地梦见塔拉，但是我确实梦见过那辆挂着移花接木的车牌和磁性标志的白色面包车。梦中我隐隐地听见了什么声音，但我坚信那是一个婴儿的哭声。我现在知道，塔拉在面包车里。但在梦中，我并没有朝那个声音奔过去。我的双腿深埋在噩梦中的泥潭里，不能自拔。当我最终醒来时，我情不自禁地沉思默想着，塔拉离我有那么近吗？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以前再勇敢一点，彼时彼地我能够把她救出来吗？
主裁判是个瘦高个的高中男孩，一脸和善的微笑，他吹响了哨子，双手举过头顶挥舞着。比赛结束了。伦尼大喊：“噢，嘿！”那些8岁的男孩彼此之间大眼瞪小眼，都莫名其妙。有一个问他的队友：“谁赢了？”队友耸耸肩。他们按斯坦利杯冰上曲棍球的风格排成一列，作赛后的握手。
谢里尔站起身，一只手放到我的背上。“伟大的胜利，教练。”
“是啊，我是领队，”我说。
她微笑着。男孩们开始三三两两地朝我们走过来。我微微点着头，祝贺他们。克莱格的妈妈带来了一盒50包装的炸面圈，盒子外面画着基督教诸圣日前夕图案。戴维的妈妈拿了好几盒叫“玉和”的东西，说是巧克力奶，尝起来却像是粉笔。我弹了一块炸面圈到嘴里，一骨碌吞了下去。谢里尔问：“什么味道？”
我耸耸肩。“难道它们有不同的口味吗？”我看着父母们与自己的孩了在一起，觉得自己格格不入。伦尼朝我走过来了。
“伟大的胜利，不是吗？”
“嗯，”我说。“我们都很棒。”
他示意我们离开。我遵从了。到了别人听不见的地方，伦尼说：“莫妮卡的遗产快处理完了。时间不会太长了。”
我说：“嗯——嗯，”因为我真的不在乎。
“我还把你的遗嘱起草好了。你得签个字。”
莫妮卡和我都没有立遗嘱。几年来伦尼一直警告我这件事。你得把谁继承你的财产落实到笔头上，他提醒我。谁抚养你的女儿，谁照顾你的父母，诸如此类的事。但是我们听不进去，我们准备永远活下去。最后的心愿和遗嘱是为死人准备的。
伦尼赶紧转换话题。“你想回家去玩福斯球？”
福斯球是专为那些没念过几年书的人准备的一种游戏，就是一些强壮得可以打橄榄球的男人在桌面上用木杆撞击短木条。“我已经是世界冠军了，”我提醒他。
“那是以前。”
“一个人就不能在他的称号上狂欢一会儿吗？我还没打算让这种感觉消逝。”
“可以理解。”伦尼转身朝家人走去。我看着他的女儿玛丽安娜在向他要钱。她疯狂地打着手势。伦尼隆起肩膀，掏出钱包，夹出一张票子。玛丽安娜接过去，在他脸上吻了一下，跑开了。伦尼看着她消失了，摇摇头，笑容满面。我转身离开了。
最糟糕的是——或者我是不是应该说是最好的是一就是我拥有希望。
这些是那天晚上我们在爷爷的小木屋里找到的：我妹妹的尸体，帕克玩具里的塔拉的头发（经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