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觉得实在太折磨人了。
可我只能应承下来。像我这种菜鸟译者，如果不奉行来者不拒的原则，很可能会丢掉饭碗。即便有时会有些吃力，对找上门的工作还是必须全盘接受，否则极有可能再无生意光顾。我一半的工作量都是拜《推理月刊》所赐，况且此前已经任性地搁笔了半年，现在无论如何都得答应了。
“太好了，这将是大泽君复出后的第一部译作。”
“可以这么说吧。不过，这么古老的作品，为什么现在还要拿出来翻译出版？”
我的言外之意其实是“这种书卖得出去吗？”，这部作品的出版年份是一九五五年。
“这属于黄金时代悬疑小说系列的企划，我们计划陆续出版一九五〇年到六〇年间出版的，并且还没有翻译引进过的作品。”
战后不久的五十年代，我国翻译作品出版界为了尽快填补战争期间的空白，优先译介战前推理黄金时期的作品，五十年代的作品则被埋没在其阴影之下，被世人不合理地遗忘了。这些情况我也有所了解。
“这一时期出了很多实验性的悬疑小说，其中有些相当出色的作品还没有引进。我们出版社准备将这段时期定位为‘悬疑小说黄金时代’，逐步推出巴林杰、希尔达·劳伦斯、西莉亚·弗雷姆林和伊荚琳·派珀等人的作品，大泽君也要多多加油啊。”
“好的……”
藤井说得合情合理，刚才我还以为他已洞悉了一切，看来果然是我多虑了。我本来就不善于和人交往，很容易为无关紧要的小事多心，在戒酒中心住院时，医生也指出过这个问题。就因为我常年和伯母共同生活，才会形成这样的性格。这不能怪我，如果硬要说是谁的错，那也都是伯母的错。
从去《推理月刊》出版社商洽工作到现在，已经过去两天了。上午我坐在工作间的书桌前，打开《tallDarkMan》，哗啦哗啦地信手翻看。
到下午两点，我已经大致了解了故事情节。小说的内容，是讲一个爱做白日梦的十三岁少女坐在教室呆望窗外时，无意间目击到了杀人现场。而少女反过来也被凶手用双筒望远镜偷窥了，从而陷入被凶手步步紧逼的困境。情节的设定很有影视风格，给人感觉不错。一页三十七行，总共一百七十六页，分量也恰到好处。作者文风很平，我想有两个月工夫就能搞定。
话虽如此，一想到偷窥题材的作品竟会找到我头上，只能说真是命运的捉弄。
唉，算了。接都已经接了，事到如今已没有退路。那就集中精神好好来翻吧。
这部作品实际上是我出院后的第一份工作。按照藤井的说法，“悬疑小说黄金时代”系列每本定价一千元到一千二百元，初版印数七千到八千册。也就是说，如果这部作品定价一千元，印刷八千本，作为译者的我可以拿到百分之八的稿酬，一本八十元，八千本总计六十四万元。一年翻译四部长篇的话，约有二百五十万元，再加上短篇和以前译作加印部分的稿费，勉强就有三百万了。
我很希望能接到好赚钱的畅销书，哪怕一本也好，可是像我这种小译者，热卖的书根本就轮不到我来翻，指望斯蒂芬·金或者罗伯特·勒德拉姆的大作掉到我头上，无异于痴人说梦。可至少给我本鲁丝·伦德尔也行呀。虽然这么想过，但想东想西都只是白白浪费时间，我还是只能按照一直以来的生活轨迹继续过下去。
这一切的忍耐都是为了等到伯母咽气的那天。伯母下个月就七十九岁了，估计也没多少日子好活了。
眺望窗外时，正好看到伯母头上缠着毛巾，在院子里干农活。她总是挑长假结束的时候给院子里的菜地施粒状化肥，或是撒上改良土壤的石灰。采摘完豆角，她又在别的地方播下黄瓜种子，再去园艺店买来茄子、青椒和西红柿的幼苗种下。
院里收获的蔬菜供伯母食用绰绰有余，剩下的我也能跟着沾点儿光。但附带条件是，夏天我得负责除草。伯母从来不会提供免费的午餐，这件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院子约三十坪见方，其实很狭小，但处在人口稠密的住宅区里，感觉却是意外地开阔。因为各种各样的蔬菜种得没有半分间隙，自然不能喷洒除草剂，只能用手一根一根拔除。任务相当繁重，饶是我年轻力壮，大夏天顶着炎炎烈日，蹲在院子里拔上半天草，腿脚也会累得发麻，站起来时甚至会有轻微的晕眩感。
晚上七点多，我到车站前的中华料理店吃完饭，逛了逛书店就匆匆踏上归途。路上有不少下班回家的工薪族，忽然我发现一个很眼熟的女人的背影。没错，那就是二〇一号室的女人。她穿着一条米色牛仔裤，搭配一件白底红色条纹的夹克衫。
从她肩上的红色旅行包来看，应该是刚刚旅游回来。她脚蹬红色运动鞋，每迈出一步，线条美妙的腰部便款款摆动一次，性感绝伦。我跟在她身后，与她保持着五米左右的距离。这还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她，我的心脏不禁怦怦直跳。
因为回去的方向相同，很自然地就形成了我跟踪她的局面。我眯着眼睛，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