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屋里。现在还蛮惬意的，不过到了夏天就会很热吧。窗外是幢老旧的木造两层小楼，楼前有个约三十坪的院子，看起来像是个家庭菜园。一个老婆婆头上缠着白毛巾，正在院子里用小铲子不停地挖土，撒下种子。院子一角有个脏脏的库房。
“见鬼！”
租金是六万元，附带浴室和卫生间，可以说是相当便宜。在房屋租赁杂志上看到这间房时，我觉得就算地处郊区，这个价格也是捞到大便宜了。抱着碰碰运气的心态，我联系了一下中介，没想到答复说房间还空着。我立刻赶去，当天就把租约敲定。从四月一日起我就要走上社会工作了，办事决不能磨磨蹭蹭。
唉，如果伯父还在世就好了。
“这跟我母亲没关系。”
房间里面，有重新粉刷过的雪白墙壁，看起来很干净的榻榻米……还有，一双白净的脚。
“因为家里还有老人。”
“你有义务照顾我。好好想想，你是托谁的福才能念到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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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无人居住，窗子总是关着，也没有灯光，黑洞洞的屋子静寂得可怕。我关上二楼的窗户，试图集中精力工作，可是却办不到。看着稿纸，眼前却不时浮现出女人那了无生气的脸，工作上半分进展都没有。之前米尔德里德·戴维斯的《楼上的房间》已翻到尾声，我强打精神把剩下的翻完，交给出版社，然后就再也没碰其他工作了。
伯母今年七十九岁，体力已经逐渐衰弱，爱唠叨的毛病却没有半点儿改变，反而变本加厉，嘴巴愈发刻薄。常有人说，人上了年纪就会变得像小孩子一样，依我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伯母满脸皱纹，戴一副圆框老花眼镜，锐利的眼神活像中世纪女巫。我老是想，如果她遭受中世纪的女巫审判，八成当场就会被宣判死刑。
我装出滴酒未沾的清醒模样，但却瞒不过伯母的眼睛。
“方便的话，不妨和我谈谈。酒精依赖症是一种精神疾病，如果不能在精神层面完全治愈，将来还会复发。既然来我们这里治疗，希望你能充分信任我们……”
我有些生气，不假思索地伸脚便踹，却踹了个空，连根毛都没碰着。小黑钻进树丛，就此消失了踪影。
离开她其实很容易。那么，是因为我笃于亲情、不忍割合吗？非也。是因为伯母拥有房产和土地。虽然是在东京的偏僻地段，但最近地价高涨，不动产的价格已经飙升到以亿为单位，而我又是伯母唯一的亲人。倘若我冷落了她，她铁定不会把财产留给我，十有八九会悉数捐给某个地方的慈善机构。她就是这么薄情的人。
住院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上午打点滴，午后在院内略作散步，然后接受医生的诊查。我被迫过着这种无趣又没酒喝的日子，身处的环境也和之前的截然不同，不过或许这样反而对精神颇有裨益吧。大约两周后，我对那个女人的恐惧感消失了，此前一直折磨着我的幻觉和幻听也销声匿迹，宛如从未发生过。
我抽出一支七星牌香烟衔在嘴里，随即想起在医院的六人病房里熬过的那些日子，与之相比，毕竟还是这个家要好得多。我扔掉香烟，迅速伸脚将它碾灭。除了这里，我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我自嘲地笑了笑，再次伸手去推玻璃门。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伯父已年逾四十，征兵检查的结果是丙等，不算是合格的当兵料子。到他被征召入伍时，已是败象毕现的战争末期，多半还没等上战场，就在国内某地迎来了终战。因此B-29轰炸机飞来东京的时候，伯父正安居家中，并在库房下面挖了个防空洞。说来这也没什么稀奇。
接下来，简单说说我到东京后的情况。
（三月）
下去一看，我很是吃惊。这里比库房窄上少许，看样子是个地下室。高度可容我直立，应该有一米八左右。四周都是泥巴墙，地面也是用土夯实的，除了铺了张破破烂烂的席子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万幸的是，虽然看似很厉害，但其实我的症状还算是轻的。住院三天后，我就被转到了六人间病房，这里住的都是症状相对轻微的患者。我的脑子依旧嗡嗡作响，像是有个火警报警器在敲个不停，双手也止不住地颤抖。体内的酒精消解后，我就开始馋酒，医院里当然一滴酒也没有。在医院唯一允许做的事就是吸烟，因此我只能昏昏然地待在休息室里狠命地抽烟。
是梦吗？他缓缓睁开双眼。
“忘掉工作吧。就算暂时不工作，生活也不会成问题，对不对？请你尽量保持愉快的心情。”
接下来，要打起精神好好写才是。
“这里是……”
我打开刚买的崭新日记本，躺在榻榻米上沉吟着该写点儿什么。既然是随心所欲的日记，从哪天写起都无所谓，但老是空在那里，总觉得有种莫名的压力。原本想说一定要写得有条有理，结果写了好几行都是漫无边际的闲扯。
我的住所已经找好了，跟您说啊，是在东京北区的东十条一带。公寓在一个很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