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独立团参加了北伐战争，在攻打汀泗桥、贺胜桥、武昌城的战斗中身先士卒，立下奇功，左腮后侧的伤疤就是在武昌拔城之战中留下的。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一时间血雨腥风，人头遍地。
“政治或政权斗争的残酷性在于，当桌面上的博弈出现不利时，就采用流血的博弈……”宁默之当时在日记中写道。他对蒋介石的白色恐怖深恶痛绝，某天深夜，他奋笔疾书，写了一封谴责蒋介石、退出国民党的声明，交由我党报纸发表。可是，我党从事特科工作的一位干部——“米先生”得知这一情况后，却劝宁默之继续留在国民党内，为今后的工作做准备。原来，通过悲惨的“四·一二”流血事件，我党认识到斗争的残酷性和长期性，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也随之凸显出来。
从此，宁默之潜伏下来，代号“深剑”！
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眼前的解放战争，“深剑”历任国民党军的营长、师长、军长、第九战区作战参谋、兵团副司令、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国防部监察局首席监察官并晋中将衔。他利用他在军政高层广泛的人脉关系，为我党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情报。
半个月前，也就是3月15日，他在梅岭被紧急电话催促回城，随后就从杜林甫那里得知了即将秘密屠杀二监政治犯的事情。震惊之余，宁默之立即密写情报，并化装成“账房先生”的模样，连夜赶到莫愁烟酒店，将情报交给了孙英莲。
孙英莲不是他的下级，当然也不是他的上级。宁默之没有下级。正常情况下，他不会和孙英莲联系。因为他的任务是搜集重大的军政情报，并且直接向隐蔽在上海的高层领导——“米先生”汇报。可是，屠杀即将在第二天深夜进行，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铤而走险。
孙英莲不知宁默之的底细，但宁默之知道孙英莲的底细。这是一个单向的联系，是组织为了确保宁默之的安全，同时也让他在紧急情况下能有一个联系的渠道而采取的预案。
3月16日上午，宁默之让郑少青代表他去督察二监的屠杀工作。此时，他还不知道郑少青是我党潜伏人员。宁默之这样做，一是因为自己的身份和级别无法直接营救同志们；二是因为自己直接出面督察可能会使敌人采取更严密的措施；三是让郑少青去，也有敷衍应付这种监察工作的考虑。
屠杀事件后，他知道必有蹊跷，但一时没有探听到其中的原委。而他还有更为迫切、更为重大的事情要做，那就是尽快取得“长江防御计划”这一顶级机密情报！
原本他想从他的同乡好友章天翼那里获取计划内容的。因为按照惯例，作为三厅作战计划科第一科科长的章天翼是必然会参与计划的制订工作——章天翼虽然没有资格参与军事布署，但是，经由国防部高层确定的军事部署还得有章天翼这样的基层人员来具体制订这个计划，或者说，将这样的战略部署书面化、图纸化、细则化。所以，3月17日下午，也就是汪碧茹借车陪老父逛街的时候，宁默之来到了章天翼的办公室，想打听到或谍取到相关情报。然而，那一次他扑空了。此后，他一直利用他在高层的人脉，暗中多方打听“计划”的事。可是，除了些零星的军事情报外，并没有太大的收获。这是因为，“长江防御计划”的保密措施太严了。他只得又将目光投到章天翼身上，希望能从他那里巧妙得到计划内容。然而，事有不巧。那几天，章天翼偏偏被派到上海出差，这件事就由第二科来做了，连章天翼自己也不知道计划的具体内容。
但是，焦急和失望之中，他捕捉到了一个绝佳的战机！这个战机伴随着一个十万火急的情报！
章天翼生日那天，宁默之在小酌中听到了敌人“逆用”郑少青传递假情报的事，并且知道了江防计划仍然在第三厅档案室。晚饭后，他立即去了上海，向“米先生”报告了敌人“逆用”情报的事。“米先生”闻言，大吃一惊，并立即发电给总前委。这样，敌人的“逆用计划”就破产了，而杜林甫却暗自得意浑然不觉。
宁默之之所以去上海，而没有直接去找郑少青核实此事，或者让他赶紧离开敌营，是有他的考虑，也是万不得已时的最佳办法。因为敌人已经知道郑少青是卧底，必然会对他严加监视，他的处境已十分危险。此时，如果宁默之去找郑少青，不但郑少青会有危险，自己也极有可能暴露！
昨天，在从上海回来的路上，宁默之即考虑如何妥善通知郑少青迅速离开敌营！当面去找，不行；写信告诉他，太慢，而且敌人肯定会对郑少青的信件进行审查，也不行；打电话给他，敌人如果有窃听，就会暴露自己，因为自己的嗓音本来就低沉干硬，无法掩饰自己的声音……无奈之余，他就想到了雇人打电话。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自己打电话，还是雇人打电话，都不能明说。这是因为如果敌人窃听了电话内容，郑少青非但不能逃离虎穴，还会加快敌人杀害他的步伐！
只有通过暗号或密语来通知郑少青尽快离开！
可是，采用什么暗号或密语呢？如果这个暗号